1784年，大卫终于迎来了自己作为画家的第一次成功，他的作品《贺拉斯兄弟的誓言》为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我有幸在Louvre欣赏到了这幅画的真迹。
大卫说：“艺术必须帮助全体民众的幸福与教化，艺术必须向广大民众揭示市民的美德和勇气。”这句话如果放在五百年前，可以被理解为对宗教道德的宣扬。因此，大卫把绘画艺术的政治目的重新提了出来。在法国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这幅宣扬个人牺牲，颂扬爱国主义的作品立刻得到了时代的共鸣，可谓是时势造英雄。大卫也成为一名政治画家，有很多后来的评论家评论《贺拉斯兄弟的誓言》这幅作品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英雄的形象平淡，完全是政治宣传的产物。
这让我想起了苏联的一些艺术。193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苏联馆定制的不锈钢雕塑《工人和集体公社社员》。大卫这幅画具有中世纪宗教宣传壁画的艺术特点，故事性强，道德指向明确，并适用于宣传，特别是教育程度低下的市民，或者是有着革命热情，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要从纯艺术的角度来评价这件作品，就像人们开始岁马塞尔·杜尚的《泉》一样，这是先驱者的荣耀，即使后人技巧高万倍，如果没有时代性，只是照猫画虎，拾人牙慧而已。
大卫作为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的信徒，并成功投身于法国大革命，他所创造的热情是其他艺术家很难拥有的。大卫倡导艺术必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说：“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某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
而为了达到这个政治上的目的，往往需要创造一种舞台效果，要像戏剧一样去表现，甚至有些夸大，常时主要人物处于聚光灯下，以至于人物造型往往失于呆板。1787年，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大卫继续发挥他革命宣传者的作用，用他的画笔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为真理而从容就义，大卫用他非凡的创意，重新刻画了这一历史时刻，就像宗教绘画里经常出现的Jesus受难的再现。而苏格拉底圣洁的身躯沐浴在光芒之下，与卡拉瓦乔的风格及其相似，易于将主要人物突出，使观众产生共鸣。《贺拉斯兄弟的誓言》给大卫带来的名望，是大卫能更加容易地使他的作品尽可能的宣传出去。我只是有一个疑问。
雅克·路易·大卫是一个多产的画家，也是一个极其想提高其名望的人，他为什么没有将其的革命热情通过版画宣扬出去？版画可以被复印成千百份，容易携带和传播，这么有效果的方法，作为政治宣传家的大卫没有采用。而在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就曾经使用过飞尘法蚀刻版画创作过。
我想，大卫还是一个有着极强虚荣心与自卑心理的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在最重要，最顶级的官方艺术殿堂里得到承认。那么，那些气势恢宏，主题鲜明的油画更能让他在沙龙里，得到成功。版画的规模太小，不是大卫的新古典主义风格适合的体裁，而大卫的作品往往尺寸巨大。
《荷拉斯兄弟之誓（贺拉斯兄弟宣誓） - the oath of the horatii》1784
《苏格拉底之死 - The Death of Socrates》1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