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的困境和弗里达的死局——电影《夜班》和《弗里达的审判》




从布鲁塞尔回家的夜间航班上,一口气看了5部电影。到家后复盘,发现5部中居然有2部是瑞士电影。

刚刚去过苏黎世和卢塞恩,亲眼目睹卢塞恩街头首尾相接的高档汽车,也感受到了苏黎世湖畔摩肩接踵的瑞士人有多松弛和自在。所以,我驻足听完后三位老人家组成的乐队以酷似阿姆斯特朗的音色唱完一曲《多么美好的世界啊》时,觉得他们唱的不再阿姆斯特朗歌声里的希冀,而是即视感。因此,观看《弗里达的审判》时,迟迟不敢相信电影所讲的故事就发生在百年前的瑞士,瞧,女裁缝弗里达·凯勒栖身的那间小屋,陈设那么简陋、床铺那么单薄、墙面坑洼不平。不敢相信吗?正片结束后滚动的字幕告诉我们,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1904年,小城发生了一件刑事案,警方在郊外树林的浅坑里,发现了一具四五岁男孩的尸体。没多费周折,警方就找到了勒死男孩的凶手,而弗里达·凯勒,几乎不作挣扎就承认了警方的指认。问题是,弗里达·凯勒是男孩的妈妈,一个母亲为什么要将绳索套住自己亲骨肉的脖子再死劲一拽?

收容院院长是协助警方破案的关键证人。她告诉警察,是她执意要求弗里达·凯勒在数天前接走孩子的。之所以非得让弗里达·凯勒接走孩子,是因为她的收容院容纳不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况且,一个5岁男童整天与一群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幼儿待在一起,在院长看来会影响他的智力发展,“弗里达·凯勒还欠着收容院的养育费呢。”院长强调。

一个正辛勤劳作着的女裁缝,手艺又不错,颇得老板赏识的弗里达·凯勒,收入竟然养不活自己和儿子,这就是1900年代瑞士的社会状况。既然如此,弗里达·凯勒又何必选择做一个单身妈妈呢?

弗里达·凯勒哪有选择的权利?还在老家时,母亲撒手人寰、姐姐又远离故乡到异地讨生活后,为了承担起赡养老父亲的职责,明知道村里酒吧的老板管不住下半身,弗里达·凯勒还硬着头皮前去当了女招待,结果被按在地下酒窖的长桌子上失了身怀上了孩子……

上世纪初的瑞士,男人可以随意性侵女性而不被追究法律责任,甚至不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上世纪初的瑞士,女孩被强暴不幸怀孕后,得自己扛起所有后果,比如,私下堕胎不成不得不生下的孩子,得自己一个人抚养。当拼了命都无法养活孩子,又一想到渐渐长大的他将会因名不正言不顺而备受屈辱,绝望至极的弗里达·凯勒还能怎么办?

除了告诉观众《弗里达的审判》改编自真实事件外,缓缓升起的字幕还告诉我们,被判死刑的弗里达·凯勒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声援。在此起彼伏的抗议声中,弗里达·凯勒的死刑被改判为终身监禁,后又因为身体原因被送进医院并终老在那里。弗里达·凯勒的一次无奈之举,推动瑞士向前进了一步,比如,性侵女性不再被视为风流而是罪错,这一社会认知的改变,很大程度保护了女性,从此,女性跻身社会用智慧和体力为自己赢得生存甚至美好生活的机会,可能性大了许多,也安全了许多。

然而,进步着的社会并没有从此因为她们是女性而宽待她们。

表现当代生活的《夜班》虽为虚构之作,却真实得很能得到奔忙于职场的女性的共情。

林德是医院的外科护理师,工作热情高涨、护理技术精湛。在电影展示的林德一天里,她上夜班。从通勤车上下来踏进医院的那一刻起,直到离开医院慢跑几步追上带她回家的通勤车, 林德连轴转地奔忙于25张病床之间。她为因行动不便而惊慌失措的便秘老奶奶换好了内裤并叮嘱她不要自行下床;久住医院而与林德成了熟人的勒乌先生总也等不到医生来跟他交代病况而惴惴不安,林德只好停下匆忙的脚步安慰他几句;患直肠癌的奶奶虽然听话地躺在了病床上但需要林德记得给她注射止痛药物以免疼痛加剧出现状况;林德需要把刚来的病人迅速送进手术室;记得自己要打第二针抗生素的女病人来催林德了;独自一人身在异乡因病住进医院的黑人小伙始终魂不守舍林德要时不时地过去安抚几句;在弥留之际的父亲身旁陪护久了,疲倦至极的女儿希望父亲尽快安息但又觉得这意愿里充满了恶意,林德得帮助她排遣心病;已经出院的奶奶将眼镜落在了病房家属希望林德能帮忙找一找,因为爱阅读的奶奶离不开那副眼镜;从下午2点就来病房等待医生说明情况的食道癌患者的家属因为总也等不来医生而情绪激动,林德得替同样忙得分身乏术的医生解释几句;胰腺癌患者一次次呼唤护士以期缓解自己的焦虑,当忙乱不堪的林德终于得空送了杯茶去,他对着手里的手表数落林德来晚了一个多小时,气得林德拿过那块6万欧元买来的手表扔出了窗外……

得益于社会的不断进步,林德已不可能像弗里达·凯勒那样命不由己,而且,只要努力工作,给自己和女儿安稳的生活,似乎已不是问题。问题是,母亲这一时间没法改变的女性的重要角色,让林德总是处于两难境地,即选择工作还是选择陪伴在孩子身边。那块被林德于激奋之际扔出窗外的价值6万欧元的手表,让我们窥见,身在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瑞士的林德,也非没有经济压力:“我会赔你那块表,贷款赔,因此我要还上很多年……”《夜班》的编导聪明地借一块手表说出了当代女性的困境,亦即为了自立自给自足,不得不在深更半夜时把最需要她的孩子“撇”在家里。

从布鲁塞尔回家的夜班飞机上下意识为自己选择的5部电影中,《弗里达的审判》和《夜班》看得我思绪翻涌,心想,它们若不是最后2部,我怕是稳定不了情绪接着看《且听风言》、《我最喜欢的蛋糕》和《七天》。连女儿在夜深人静之际想跟妈妈通个电话撒撒娇的要求,忙得马不停蹄的林德都不能满足,谁又能说,2025年的她们就一定比1909年的她们生活得更完满?当然,林德的困境与弗里达·凯勒的死局不能相提并论, 但是,通过发生年代相隔了一个世纪的2个故事我们能体会到,光阴的故事里始终有一个章节说的是,女性始终在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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