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徐志摩和陈西滢的论战由来已久，到本文渐趋白热化，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前期论战的一个集大成者。文章洋洋洒洒八千余言，鲁迅将女师大风潮以来，陈、徐二人批驳、辱骂、中伤他的言论进行了汇总，逐条反驳回去。或嬉笑怒骂，或有理有据，展现了鲁迅强大的文字功底和骂战功力。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西滢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共同发动了对鲁迅的攻击。在陈西滢的这《几封信》中，既有《致岂明》（岂明即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兄弟俩这时候还在同一阵营），也有《致志摩》。这是论敌惯用的一种惺惺作态的表现形式，把对鲁迅的攻击写在给别人的信里，表面是私人信件，却又公开发表。鲁迅对这种遮遮掩掩的方式嗤之以鼻。“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鲁迅致XX》，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的论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不过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尝愿意发表；无论怎么说，粪坑也好，毛厕也好，决定与“人气”无关。”鲁迅自然不会采用相同的方式回击，他这篇文章偏偏就起名叫《不是信》。
这才是鲁迅——骂就骂个痛快，何必惺惺作态！
首先，鲁迅梳理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以来，陈西滢扣在他头上的帽子。
（一）污蔑女师大风潮是“某籍某系”的小团体在“暗中挑剔风潮”（原因我们先前说过，因为支持学生反对女师大校长杨荫瑜的七名教员，包括鲁迅在内有六名是浙江籍，又大多是国文系讲师。所以陈西滢所谓的“某籍某系”指浙江籍国文系）。
（二）因为清代官衙中的师爷以绍兴籍的居多，鲁迅正好也是绍兴人，于是陈西滢就说鲁迅“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三）李四光因为感觉鲁迅言辞过于犀利，于是在文章中劝鲁迅“十年读书十年养气”。
（四）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玉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像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像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
（五）还是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你看见吗，那刀笔吏的笔尖？”……“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吧了。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做官，指鲁迅任职教育部佥事一职。）
“刑名师爷”、“悻悻的狗”、“刀笔吏”、“土匪”，一顶顶“雅称”扣下来，这些还不是陈西滢最狠的地方，最狠的是他说鲁迅抄袭。“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相骂无好口。如果说被骂成“土匪”，鲁迅还可以一笑了之。一个文人被控抄袭，可就真不能忍了。文章中，鲁迅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明。“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说鲁迅是抄袭有些言重了，但鲁迅的《小说史略》确实借鉴了盐谷温的书的一部分，而且并未声明，也是事实。
鲁迅接着解释了对于“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件事，他并不知情，批评学生的并不是他，他也没有看过郭沫若的诗。解释完毕，笔锋一转，顺水推舟，连消带打。“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遇见的“粪车”，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要吐的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罢。”
这一段话包含了大量内容，鲁迅指出陈西滢之所以恼羞成怒说鲁迅“剽窃”，是因为凌叔华剽窃在先，他以为报纸上指责凌叔华剽窃的文章都是鲁迅作的，其实并不是。
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同时也是陈西滢之妻。
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在报头上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徐志摩说是凌叔华所作。后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陈学昭）的《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发表在《现代评论》上，被一个署名晨牧的人发文指责抄袭。陈西滢把这两件事都算在了鲁迅头上，于是攻击鲁迅愈发猛烈，鲁迅也算是受了无妄之灾。
文章主要内容就是这样的笔墨官司。陈西滢凭借“剽窃”一案成为鲁迅生平刻骨铭心的敌人之一。
附带提一句，十年之后，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终于有了中译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了日译本，念念不忘的鲁迅也终于证明了自己并非剽窃。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没忘了挖苦陈西滢：“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 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十年，鲁迅一直没忘记，可见当初陈西滢对他的伤害有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