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该学者的观点过于武断。有四点异议。

其一，中国文化源溯流长，以周朝为基则置夏商于何地?中国文化于每朝每代皆有各自有别，细究则应分朝代时期分而论之。周朝的文化固然对后世有着莫大的影响。譬如“敬德保民”“礼”。若说秦汉之后儒学成为封建王朝历朝历代正统。而儒学自孔子便以周为正统，因此周文化奠定了中国封建文化时期的基调不失为一时之语。而在周之前就近而言己然有夏商。如此观之，岂不与“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之言相似?李贽的《焚书》中有言:“怪得羲皇以上圣人燃纸烛而行也?”若是中国文化奠基于周朝，所夏商以前之中国文化岂非如无根之萍。

其二，中国文化勿论商周，何来“神本”一说?章绛先生于《国故论衡》中提及文史哲等学科划分之法本便是西洋文化所孕育之出，用以划分我国之文化自然有不能尽善尽美。国故中之鬼神，与西方之神则又是两不同之概念。国故之中，鬼神多为祖先神而自然神少之又少。西方则恰恰相反。以西方文化所孕育出神本之概念来衡量国故，是以前朝之剑，斩本朝之官。

其三，商周之际奴隶制社会，何来人本一说?勿复议人本一词究何而来。人本主义其意在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价值及创造力。而商周之际的天命神权思想与敬德保民思想。前者与其完全相悖，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为巩固其自身统治为出发点。

其四，由神本走向人本非是在殷周之际，应是在周时。抛开神本与人本两概念不论，殷周之际的文化变革。西周中期起神本文化才开始逐渐衰落，人本主义思潮才逐渐高涨。王国维先生的：“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此言多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细思其本意应是随着执政者的变换而带来的文化形式的变化，非是文化本质的变化。

而题目中所提及的文化转变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必然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受经济基础影响的上层建筑开始逐渐产生相对应的变化。知识进一步传播，故而有了题目中所谓的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