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835《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五十三卷-02
小人同而不和的凝聚力
在商议确定继承帝位的人选之前，李固和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后给梁冀写信说：“天下不幸，连续几年间，帝王之位，三次断绝。
现在将立新的皇帝，帝位是天下最重要的，我们深知皇太后的关切和大将军的苦虑，将仔细地选择一位合适的人选，得到一位圣明的帝王。
然而，我们也愚昧地思念关切着这件大事，无论是远求先代有关废黜和选立皇帝的旧制，还是近观皇帝登极的前例，没有一次不询问三公九卿，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的，使继承帝位的人选，上应天心，下合众望。
经传上说‘把天下送人是容易的，为天下得人却非常困难。’
过去，昌邑王登极之后，昏乱日甚一日，霍光忧愁惭愧而又愤慨，悔恨至极。
如果不是霍光忠贞的勇气，田延年的奋发举动，汉朝的宗庙祭祀几乎被昌邑王倾覆。
确定继承帝位的人选，的确是一件最令人忧虑，也是最重要的大事，岂可不深思熟虑！
天下的事千头万绪，都可暂缓，只有选择继承帝位的人选是最重大的事，国家兴衰，在此一举。”
梁冀看到这封信，于是召集三公、中两千石官员和列侯，共同讨论继承帝位的人选。
李固、胡广、赵戒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蒜以完善的德行而著称，皇家的血统有最尊、最亲，应该立为皇位继承人，朝廷的文武官员，全都归心于他。
然而，中常侍曹腾曾经有一次去拜见刘蒜，刘蒜没有向他施礼，宦官们从此憎恨刘蒜。
当初，平原王刘箕被贬逐到河间国以后，他的父亲河间王刘开曾请求分出蠡吾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将刘箕封为蠡吾侯，顺帝批准。
刘箕去世后，他的儿子刘志继位为蠡吾侯。梁太后想把她的妹妹嫁给刘志为妻，征召刘志来京都洛阳。
刘志抵达夏门亭时，正遇上质帝驾崩，梁冀便打算立刘志为帝。
可是群臣的议论都是与自己的主张不同，梁冀愤然不快，但又没有办法强迫别人。
曹腾等人听到消息后，夜间去对梁冀说：“将军几代都是皇亲国戚，又亲自掌握朝廷大权，宾客布满天下，有许多过失和差错。
清河王严厉明察，假如真立为皇帝，那么将军不久就会大祸临头了！不如拥戴蠡吾侯为帝，富贵可以长久保全。”
梁冀赞成他们的意见。
于是，次日，重新召集三公、九卿进行讨论。
梁冀在会上气势汹汹，言辞激烈率直，司徒胡广和司空赵戒以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感到畏惧，都说：“我们只听大将军的命令！”
唯独太尉李固和大鸿胪杜乔坚持原来的主张。
梁冀厉声喝道：“散会！”
可是李固仍认为刘蒜是众望所归，有被立的可能，再次写信劝说梁冀，梁冀更加激怒。
梁冀劝说梁太后，先颁策将太尉李固免职，任命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和大将军梁冀共同主管尚书事务。
梁太后派大将军梁冀持符节，用封王的皇子乘用的青盖车迎接蠡吾侯刘志进入南宫。
当天，刘志即皇帝位，年十五岁。梁太后仍临朝听政。
感思：这段选帝风波的最终结果，不是梁冀的跋扈，也不是曹腾的阴险，而是士大夫集团在关键时刻的集体溃散。
李固、杜乔孤军奋战的身影，映照出整个士官群体的精神缺钙，他们并非没有立场，而是缺乏将立场坚持到底的骨气与策略。
胡广、赵戒身为三公，起初与李固联名上书，言辞恳切，引经据典，俨然一副社稷之臣的模样。
然而当梁冀“气势汹汹，言辞激烈”之时，他们立刻“莫不畏惧”，齐声表态“唯大将军令”。
这种转变之快，连掩饰的意愿都没有，足见其所谓“立场”不过是随大流的装饰。
他们并非不知道刘蒜贤明，也并非不知道刘志年少便于操控，但在个人安危与政治理想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士官集团并非没有机会。
李固“仍认为刘蒜是众望所归”，再次写信劝说梁冀，这说明当时舆论并未完全倒向梁冀。
若胡广、赵戒等人能稍显风骨，哪怕只是保持沉默而非谄媚附和，梁冀的压力也会大得多。
然而他们选择了最安全的方式：顺从。
这种顺从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精明的算计：
顺从强者，既能保全禄位，又能分享拥立之功。至于国家兴衰，那是“社稷之臣”的装饰性话语，当不得真。
士官集团的衰弱，根源在于其内部结构的脆弱。
他们看似是一个集团，实则是一盘散沙。
每个人都在计算个人的得失，没有人愿意为集体利益承担风险。
李固、杜乔的坚持，在其他人眼中或许只是不识时务的迂腐。
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使得士官集团在关键时刻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合力，只能被外戚和宦官击破。
反观宦官集团，曹腾夜访梁冀，一番话说得直白而狠辣：“将军几代都是皇亲国戚……宾客布满天下，有许多过失和差错。
清河王严厉明察，假如真立为皇帝，那么将军不久就会大祸临头了！”
这是赤裸裸的利益捆绑，是将梁冀的私人安危与拥立刘志直接挂钩。
宦官们没有道德包袱，没有经典负担，他们只谈利害，反而能迅速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这种“小人同而不和”的凝聚力，在特定时刻竟胜过士大夫的“和而不同”。
外戚与宦官的联合，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
梁冀需要宦官在宫中的影响力，宦官需要梁冀的军事与政治资源。
他们各取所需，形成稳固的同盟。
而士官集团呢？
他们既没有共同的利益纽带，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更缺乏在关键时刻舍生取义的勇气。
李固的悲剧在于，他以一人之脊梁，撑不起整个集团的坍塌。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反思。
如果士官集团能像宦官一样迅速抱团，如果胡广、赵戒能有田延年那样的“奋发举动”，如果大多数人能有一点李固的“铮铮傲骨”，选帝的结果或许真的会不同。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士官集团的衰弱，不仅是这一次选帝失败的原因，更是东汉中后期政治生态恶化的缩影。
当精英阶层集体失语，当道德勇气让位于利益算计，王朝的衰亡便只是时间问题。
李固、杜乔的失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阶层的失败。
他们的悲剧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却发现自己身后空无一人。
这种孤独，比失败本身更令人心寒。
李固引用霍光、田延年的典故（详见读书笔记361、362），本意是希望梁冀能像霍光那样以社稷为重，但梁冀只学了霍光的权术，没有霍光的公心。
李固希望梁冀做霍光，但他最终发现，梁冀只想做梁冀。
刘蒜最终被梁冀诬陷，被迫自杀。
他的结局与选帝风波直接相关。刘志（汉桓帝）即位后仅过了一年多，甘陵人刘文和魏郡人刘鲔便图谋拥立刘蒜为天子。
梁冀借机将此事定性为谋反，并诬陷李固等人与刘文、刘鲔勾结。（详见读书笔记837）
虽然李固一度因太后明察而获赦，但梁冀畏惧李固名望，最终还是将其诛杀。
至于刘蒜本人，史载他因此事被牵连，最终自杀。
梁冀正是利用这起“谋立刘蒜”的事件，将政敌李固、杜乔等人一并铲除，彻底清除了士官集团中反对自己的核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