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栋居民楼在这座小区的最里面，从大门口一直走要10分钟才能到。路灯昏黄，越过贫瘠的草坪和停得乱七八糟的电瓶车自行车，直到这栋楼的大门前。大门被一块红砖顶着，这样房东们就不用给如过江之鲫的房客们多配一把钥匙。楼梯间的声控灯时好时坏，摸黑爬上顶楼，就到了我要去的那家人门口。
一开门，便是客厅，右手边是厨房及卫生间。厨房的流理台脏乱不堪，而上方的橱柜油漆斑驳，油烟机的玻璃罩已经成了褐黑色。再往里走上个台阶，就是卫生间。洗脸台有面很大的玻璃镜，正对着马桶以及浴缸。洗脸台上有一管洗面奶和一罐刮胡泡，镜子上斑斑驳驳都是泡沫干涸的痕迹。镜子上方还有一盏灯，喝醉的时候这盏灯让你看起来更加酡红。
走过铺着大理石瓷砖的客厅，一张四方桌和数把方凳。早年的电视柜还镶着玻璃的柜门，凌乱的放着扑克牌空可乐瓶杂七杂八的线团之类。客厅里有一扇窗，镶着防盗网，打麻将的间隙站在那里打电话，对面是另一栋居民楼。
两间卧室，均朝南。带阳台的那间是我要去的地方。主人不在家。铺着胡桃木色的木地板，然而年久失修加之房客们穿着鞋大喇喇的走进走出，已经伤痕累累。进门一个衣帽架外就是一张电脑桌，是一台明基的台式机。电脑桌旁是一个书柜，里面诸如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朗文的英汉对照辞典、林语堂的散文集、郭敬明的一堆烂书、杂乱的报纸等。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大床，毛巾被枕头刚收进来的衣服铺陈其上。再过来是一个大行李箱，衣服杂七杂八，行李箱前面是一张竹席，铺在地板上。同样有一扇窗，蓝色的玻璃，之外是阳台。他们晒衣服的竹竿上，一条boxer内裤孤零零地晃荡着，内裤上有一个明显的洞。
正是下午五点，阳台外有小学生放学嬉闹的声音。这栋居民楼之外便是一条主干道，更远处是铁路。夜里除了远远望得见这座城市的灯红酒绿，还能听见一整夜的车来车往，远处的火车鸣笛声，异常清晰。不过白天，这里几乎听不到。
我本以为应该早就记不起，却还是都想起来了。当年我们的据点，打着卫生麻将，喝着雪碧啤酒，放着五月天，blabla。每次回家的时候到了拐弯的翠柏路，会到一家便利店买一包烟。
那一年，你我在msn上互相痛诉彼此的上司不是人，不知道哪一天才会出头。而昨天我们办公室开例会，领导说，我们要找准自己在这场新旧媒体变革中的定位，时不我与，出一己之力，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时间就这么可笑，给了我们不匹配的资历和地位，我已经到了当年欺压我的职场老人的年纪，而我在开会时恍神想到的是，我们曾咒他们赶紧老死。
那一年，我看完了他买的《海边的卡夫卡》，不知廉耻地在他的书上大段大段做记号，那段著名的”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迷失的人会再迷失”的段落我重重地画了两道杠。其实我大概只看得懂这里罢了。那一年买的诺贝尔获奖作品《钢琴教师》，高冷深奥，我没看完就在我离开那座城市时扔了。但我们没有再相逢，而耶利内克70岁了。
我们不再学习，所以认知依然停留在以前。不要说什么人情历练世事通达，其实只是越老越不要脸了。某天“咯噔”一下发现自己不会脸红了，虽说这个年纪再脸红会让人怀疑是毛细血管大规模爆炸，可这早年被人教育过要有的“淡定”不请自来了，也并不觉得有多么好。淡定地旁观，淡定地抽离，淡定地冷笑，淡定地不动声色。
那一年，我貌似很淡定地躺在这张大床上说阳台上挂的那条内裤不会是你的吧有个那么大的洞，而他永远不会知道其实我曾在我们久未联系的某一天，散步走到了这里，站在楼下望着他家的厨房灯亮起后，才转身默默离开。
我本以为我们会有未来，他向我走出第一步，于是我走了998步，他却再也不肯向前走一步了，而我耗尽了力气。无疾而终的感情令过往都显得像痴人说梦，无处凭寄。
但我以为我们总有一天会重逢，那时也就觉得不过是一步而已，大不了我爬过去。
当我在两年后收到他病重的消息时，懵得以为是大家跟我开的玩笑。打电话给他，他听起来并不像是肝癌晚期的患者。他轻笑着和我叙旧，调侃我过得太好都不和他联系，还有心情叫我去听新歌。他说家人朋友在给他张罗肝脏移植的事情，移植后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我这傻瓜就真信。
十来天后的凌晨五点，我接到电话，是和他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朋友打来的，接起来就听见一片凄厉的哭声，朋友在电话里嚎啕着说，你怎么能不来！你怎么能不来送他！
我当下语塞，在电话里不知该说些什么，喉咙干涩，大脑空白。我哭不出来。
我以为我是震惊所以哭不出来，但是八年过去了，我想起他，都哭不出来。
我也许是不信他走了吧，我也许是和他总是闹别扭闹惯了吧，觉得只要我联系他，他就一定在。觉得只要我回头，他就一定在。
他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