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汗虽然思念着曾经的妮梅塔，但是久别回家后，他心里偷偷地觉着沉默不语的老婆也挺好。多数时间他都很累，习惯了孤独和沉默。过去，妻子努力向他讲述一个和自己的不太一样的世界，尽管他表现出有兴趣听，但还是觉得厌烦。他的世界是有秩序，有计划，有规律的，而媒体工作的世界是灵活的，充满色彩的，前一个小时和后一个小时都可能是天壤之别。二者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15年来，妮梅她变得丰满起来，他回到家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紧紧地搂着她白皙的身体，将头埋在她丰满的胸前，尽情的爱爱，闻着她的香味睡到天亮。布尔汗的这个要求从来没有改变过。
妮梅塔停好车，快步走向办公室。她没有听电梯里的高谈阔论。她的脑袋装满了事情。今晚…今晚要大难临头了。
到了楼层，她走出电梯，向左拐，一片宽阔的区域，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桌，拉开椅子，脱下外套放在椅上。做这一系列的动作时她没有任何意识，就像是一步机器自动完成了所有工序。
--妮梅塔，你看这。一个女孩递给她一份传真报纸。她看了一眼传真纸上的内容，立刻从自己的世界清醒过来。
这是1986年9月24日在贝尔格莱德印刷的vecernje novosti报，上面印有塞尔维亚科学院院士报告中一段摘要，文章指出克罗地亚边境的塞尔维亚人正面临着危险，如果不采取措施南斯拉夫将陷入大麻烦。其实相关的信息，媒体人早有耳闻。关于科学院开始的这项调查，秘密警察已经报告给总统斯坦鲍利奇。科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指责斯坦鲍利奇作为一个塞尔维尔的民族主义者偏袒塞族人，而塞族人则指责他对塞族利益保护的不够。斯坦鲍利奇认为这份报告内容只涉及社会经济批评，因此并不十分关注，显然他犯了个错误。他没想到的是，报告不仅是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还要牵动每一个人塞尔维亚人的神经。报告描绘了塞族人几个世纪以来被压迫、被殖民的残酷现实，点燃了他们心中多年来积累的怒火。
妮梅塔坐了下来，深深地吸了口气，将文章又从头到尾地读了一遍。没错，她三年前就听说过，塞尔维亚人正在玩种族主义这个危险的游戏。为了实现大塞尔维亚理想，他们开始玩火了。这个火就是塞尔维亚媒体上经常发表的谎言。他们通过虚假的新闻制造出塞尔维亚人正处在危险之中的假象。不安和怀疑的声音逐渐传遍整个国家。
她第一次听到这声音是在亚里山大·兰科维奇的葬礼上。多么奇怪啊，即将颠覆妮梅塔生活和南斯拉夫这两件事的种子在同一天生了根——1983年8月20日。
作为Bosna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梅妮塔被派往贝尔格莱德参加亚里山大·兰科维奇的葬礼。
1966年，亚里山大·兰科维奇因窃听铁托电话被南共联盟开除。激进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邪恶种子在这个国家生根发芽之后瞬间死亡。参加葬礼的数万塞族人，以生活在南斯拉夫其他共和国的塞族人的名义，将这场葬礼演变为了游行。在这场变为种族主义游行的葬礼上，有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记者。就在这天，1983年8月20日，妮梅塔认识了来自Zagreb的记者斯蒂芬。
除了塞尔维亚，所有南斯拉夫共和国的记者在葬礼后达成协定统一发布了抗议消息。原因是时任贝尔格莱德市市长的伊万·斯坦鲍利奇没有将局面纳入控制之中。1986年坐上塞尔维亚总统宝座的斯坦鲍利奇，在1983年的那一天，没有对事件进行干涉，只是观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