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这本书其实与《万历十五年》是齐名的，后者因为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又大火了一下。而前者倒是少为普通大众所知。
我第一次听到这本书名还以为是某部讲妖术的小说呢，后来听梁文道的节目中提及了这本书的介绍，于是拿来读，这次也算草草地看了一遍。在这里也记录一些感受。
整个叫魂事件其实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各省发生了一些零星的被百姓误会成搞妖术的案件（具体为割掉人的辫子，然后拿这个发辫做法就能勾掉了人的魂），一开始这些案件都已查明，顺利地被地方官僚给解决了，但想不到之后乾隆皇帝通过自己的耳目得知了这系列案件，于是干涉此事，终于酿成了一场震动全国的大风暴。
这场奇怪的事情，发生的奇怪，最后收场的也奇怪，我们可以从三种人的角度来观察整个事情。
对民众来说，叫魂的发生背景虽然是盛世，但民众的安全感是不足的。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中流民的增多和民众本身生活压力变大，所以如叫魂这样的流言才会大规模传播。
盛世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需要思考盛世对普通的百姓意味着什么。盛世也许对他们以为着仅仅是没有战乱吧，在当时的盛事，普通百姓的生活仍然是困苦的。学者张宏杰有一本书叫《饥饿的盛事》，我引用其中开头的一段便可对当时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窥见。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1793年，也还算是乾隆盛世，那时候百姓的生活状态恐怕才叫盛世蝼蚁吧。
而那时的盛世，又由于人口压力的加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上流民暴增，大量的游民就成为了三种人，道士、僧人、乞丐，这三种角色又由于文化的因素，在普通民众的眼里被披上了奸邪的外衣。这三种职业以流窜的方式影响到了本地社区民众的生活，一但有关于他们会叫魂的谣言流出来（这又符合了民众一般的认识），则恐慌如熊熊烈火在各省的百姓之间蔓延。
社会流动性加大，而人总会对殊别于自己的群体产生排斥。
其实相关的谣言在现代也有，比如一度曾经在上海市民中疯传的新疆人会拿艾滋针扎人的故事，岂不是现代版的叫魂吗？
这就是叫魂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从百姓的角度，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提供了这样的土壤。
而从官僚的角度看，官僚自然比老百姓更加明白事理的。但是官僚虽然知道叫魂这个事情多半为子虚乌有，但却需要遵循官僚行事的逻辑来处理。所谓这个逻辑，就是当发生一些意外的事件时，第一反应是捂盖子，只有隐瞒才能防止问题扩大，因为一旦出问题岂不是要影响政绩。何况这个事情本身也没什么，只不过牵涉到了剪辫子的行为就显得较为敏感，所以官员宁愿瞒报，也不要禀报皇帝，这也是官僚集团一贯的作风以及各种官员之间的默契。
但一旦皇帝知道了，要彻查了，则马上反其道而行之，大搞特搞，以防落人之后，把小问题扩大化。
而从皇帝角度来讲，皇帝作为一国之君，最怕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谋反，另外一件是无声的反抗。前者来源于满族对中华的统治 ，而后者则是来源于官僚集团。而叫魂 把两者都占了，正因为与割辫子有关所以可能牵涉到谋反，皇帝希望的是政治稳定 ，当然他会对叫魂就特别敏感。同时他也需要通过一些政治性的运动，来打击官僚集团。这是皇帝经常会运用的对抗官僚集团的手段。
从官员与皇帝的角度看，我们便明白了此事为什么会发酵。
当然，当最后整个叫魂被证明为是子虚乌有时，皇帝本人是不能承认是自己的错误 。于是皇帝的结论就是叫魂这个谋反的事情还是有的，没有查出，还是因为官员办事不力，如果早点查，没有隐瞒不就好了吗？
1768年，还算是中国的盛世，但从叫魂这件事情，也反应了中国皇权政治格局的问题。
西方史学家往往擅长横截面研究，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去，然后带着问题意识，展开一系列论述，放在历史长河中，甚至于嘉庆年间震动全国的白莲教攻打进紫禁城的事情在历史教科书中不过只占了小小的一个角落，何况叫魂这个事情。
但西方史学家厉害的地方就是通过这么个小事，展开了以小见大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