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具有其独特性，如数据的获得具有非党争性、数据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数据的源头具有非稀缺性，井且具有自我繁衍性，数据的价值还具有非耗蝎性，数据可以通过不同视角加以探索和开发。这使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涉及产权、流通、共享、定价、使用、获益、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无法因循既有制度体系，不能照抄照搬其他要素市场机制，甚至难以借鉴其他要素市场的设置，从而造成在当前的数据要素市场上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困难，数据的定价和收益分配无章可循。
为了深入理解数据要素及其要素化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问题，该部分汇集了50人论坛委员3项研究成果和梅宏院士的1次访谈录，分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CCF理事长梅宏的《不能把数宇经济窄化为互联网经济》,中国人民大学杜小勇教授的《对数据要素的几点认识》,伏羲智库创始人、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的《加快数据从资源向资产转变》和中国电子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陆志鹏的《数据资产化路径的思考与探索》,从多个角度系统分析了数据要素化的思想和方法。其中，访谈录《不能把数字经济窄化为互联网经济》指出数宇化转型是时代趋势，数据要素化是将数据确立为重要生产要素，并通过各类手段让其参与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
不过，本篇访谈录也指出，数据的资产地位尚未确定，数据的共享流通障碍重重，数据的权属问题尚无有效解决方案，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监管问题也非常突出。《对数据要素的几点认识》一文首先分析数据要素的基本特征，然后论述了组建国家数据局对于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的基础资源和引领创新作用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背后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考量等。《加快数据从资源向资产转变》一文指出数据资产化是数据要素化的重要环节，并认为数据确权是数据资产化的关键前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数据资产化过程中独特的优势和基础。
《数据资产化路径的思考与探家》一文首先分析了数据资产化的价值和意义，并把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形成过程和形成规律作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数据元件的思想和概念，尤其指出数据元件是把数据资源组织加工以后所形成的初级产品。
1、数字化转型是时代趋势
记者：您曾表示，把数字经济窄化为互联网经济，将数字经济等同于虚拟经济，是认识误区。能否展开谈谈这一看法？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既应务虚，亦应务实？
梅宏：在不同语境下，“虚”“实”的含义不同。从经济学视角看，实体经济和虚拟(fictitious)经济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虚拟经济是经济虚拟化或金融深化的产物，属于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资产价格系统，过度发展将会导致泡沫经济。从计算技术视角看，“虚拟(virtual)”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实体”而言的，用于指代现实世界数字化后的数字映像。
现在确实有不少人，一提数字经济就和互联网平台挂钩，甚至将其直接等同于虚拟经济，这就是认识上的错误了。我认为数字经济整体上是务实的，数字化转型是时代趋势，各行各业都得转，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当然其中也会有“虚”的成分，如和现实世界毫无对应与关联的某些人造事物及其经济活动。
记者：我国在数据要素化、数据治理、数字治理等方面有哪些可为之处？
梅宏：数据要素化、数据治理、数字治理等均是国际性难题，当前还属于探索阶段。我认为在这些方面即使不能说我们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差距也不是太大。相对而言，我们还有一定的后发优势，路径依赖程度不像发达国家那么高。
数据要素化是将数据确立为重要生产要素，并通过各类手段让其参与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在这一领域，我认为还存在不少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数据的资产地位尚未确定，数据的共享流通障碍重重，数据的权属问题尚无有效解决方案，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监管问题也非常突出。
我国已经开启了数据要素化相关基础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工作，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随着数字化转型加快，传统的治理体系、机制与规则难以适应数字化发展带来的变革，无法有效解决数字平台崛起引发的市场垄断、税收侵蚀、数据安全及随之伴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数字经济发展给政府监管体系及国际治理体系带来诸多挑战。我认为，未来10年将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需要构建新的数字治理体系。数据治理则构成数字治理在资源和技术层面的基础。
近几年，我从数据治理体系建设的视角，一直在推广数据治理的“434框架模型”，即从数据的资产地位确立、数据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数据共享与开放、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4方面，国家、行业和组织等3个层级，制度法规、标准规范、应用实践和技术支撑等4类途径和手段，来构建我国的数据治理体系。
2、观念转变是转型发展的关键
记者：您曾提出，数字化转型首先要解放思想和转换理念。那么，您所说的解放思想的主体是谁，又该如何转换理念？
梅宏：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已是不可逆的趋势，各行各业将围绕信息化主线深度协作、融合，完成自身转型、变革、提升，并不断催生新业态。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涵是范型变迁，这是一种在基本观念和实践方法上的根本改变。当前，信息化范型正在发生变迁，信息技术正从助力其他行业提质增效的“工具、助手”角色转向“主导、引领”角色，对行业的生产模式、组织方式和产业形态产生颠覆性影响。
各行各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体需要解放思想，转换理念，努力适应信息化引领的时代趋势。当前，我国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存在不想、不敢、不会的“三不”现象。“不想”是囿于传统观念和路径依赖，对新技术应用认识不足甚至抱有抵触情绪；“不敢”是面对转型可能带来的阵痛期和风险不敢率先探索，因此就地观望、踌躇徘徊；“不会”是缺少方法、技术和人才，以及成功经验和路径。转型发展必然会面临观念、制度、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挑战，其中观念上的转变最为关键。
记者：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您如何看待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梅宏：数字经济发展在宏观上面临3个方面的挑战：对数据要素的认识不足导致数据要素市场培育面临挑战；现行国际治理体系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巨大挑战；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动能与基础设施，信息技术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具体而言，包括数据的权属及确权、数据的流通交易、数据的价值度量和收益分配、公共数据的开放以及数据的分类分级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研究，也需要实践探索；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留足创新探索的空间。
数字经济尚处于成形展开期，因此要准确判断其发展趋势还有较大难度，但可以预判的是数字经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都将保持快速增长。应该说，变革才刚刚开始。
记者：如果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维度来考察数字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它是工业革命的一个新的阶段，还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新经济形态？
梅宏：虽然当前的研究几乎都是用工业经济的概念和术语来诠释和描述数字经济，从信息技术的视角来界定数字经济，但事实上，在当前数字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中，已经出现诸多无法用工业经济理论解释和指导的问题，特别是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呈现出独特特征。我认为把数字经济当成一种颠覆性的新经济形态来研究很有必要。如果数字经济带来的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在传统框架下对其进行诠释和理解恐难以触及其实质。考察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阶段出现的重大变迁，也许可以更好地认识当前的转型。
3、坚持是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精神
记者：您认为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怎样的人才？
梅宏：数字化转型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根据过去社会经济发展的周期律，这个转型阶段可能长达数十年。充足的人才供给是促进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的根本性保障。我认为，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兼通信息技术和本行业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我们需要构建涵盖国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等多层面的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为未来数十年的转型阶段储备合格人才。
记者：从小镇到城市、从文学青年到科学家、从“学术青椒”到院士，支撑您完成人生转型的关键是什么？可否给青年科研人员提些建议？
梅宏：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和科研，也一直在从事计算机软件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和青年人分享的东西，我想可以总结为3个关键词：责任、刻苦和坚持。责任是人选择目标和实现目标最核心的驱动力。中学时我接受的重要的榜样教育之一，就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志的事迹。
当前我们科研人员的责任，就是为科技强国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能够吃苦，应该是科研人员必备的素质，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一种高负荷的工作状态，即使在旅途中，阅读文献、审阅学生论文也是常态。坚持是科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所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西方有一个“一万小时”理论：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与天分无关，成功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精深练习和积累，我国古话“十年磨一剑”讲的也是相同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