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变革的艰巨历程
一直以来，都喜欢音乐，因为，音乐一直都在带给我激情和力量。且，最近，有在读世界音乐史，因而，今天的我，想聊一聊音乐这个话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硅谷一些最聪明的人，他们筹备的一个改变人们音乐消费方式的计划。
那时，这个团队的领导者，是一名哈佛大学的博士与罗德奖学金得主。
他设想了一套高科技的数码传输系统，能让歌迷创建自己的播放列表，并下载歌曲用于个人用途。
当时有人说出了很多疑虑，但这并不是关于他的概念——因为，概念本身令人兴奋不已，且，与当时前互联网时代在市面上的音乐销售平台相比，都更具消费者导向性。
然而，还是会有人担心唱片公司会将这一项新技术视作威胁，而不是机遇。
作为局外人的群体以其音乐产业中的经验告诉他们，局外人和大胆的概念都会遭受敌意。
但是，当时团队坚持了下去，最终获得2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这在当时相当可观。
并且，由于资金充裕、信心十足，他们推出了个性之声。
几个月后，个性之声开始在淘儿唱片的商店中安装大型仪器。
这些笨重的硬件系统便是早期的音乐下载设备，但为了储存顾客的播放列表，唯一可行的媒介是盒式磁带。
即便如此，这套新系统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项突破。
用户能够浏览一本目录，选取他们喜欢的歌曲，并将其放进仪器中，一张自制的混选集就当场做好了。
因此，个性之声解决了一系列从数据压缩到降噪的技术难题。
但是，在当时，很多业内人员，都在意料之中，不出意外，唱片厂牌并不愿意提供他们歌曲的授权。
而一旦无法获取最新的主打歌，个性之声注定失败。
不过，这家公司背后的远见卓识者以不可思议的精确性，遇见了音乐消费的未来—— 一个基于个性化、自定义、数字访问、播放列表管理的未来。
但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还没法接受它，尤其是患有科技恐惧症的音乐产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硅谷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资金更雄厚、技术更高、文化影响力更广。
与此同时，音乐产业放弃了研发工作。
在早期，几乎所有音频技术都是由唱片公司发明或商业化的，其中包括密纹唱片、45转单曲唱片、铝带式麦克风、索尼随身听、八轨道磁带、双声道和四声道，以及其他良莠不齐的发明。
且，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尤其善于推出新技术，以至于屏幕前的你完全能将它称作20世纪中期的苹果公司。
它不仅是大型唱片公司，还是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技术领导者,以及市面上最酷的产品的发明者。
但是，到了90年代末,电子消费产品和音乐已经相互脱离，分道扬镳。
这时，你甚至能将其视为地理上的分离:音乐产业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蓬勃发展，从好莱坞汲取灵感，风光无限，而新的消费科技越来越多地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涌现，汲取着硅谷不断积累的专业知识和野心。
但是，却没人胆敢将其描述为南北战争，但对那些能看见表面下的断层与对立的人来说，它越来越像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跟过去的美国内战一样，北方阵营终将获胜。
南加州的娱乐企业过于故步自封，对行业的混乱毫无准备。
很快，到了新千年之初，硅谷已经在挑选它们平台以及企业的优先事项，并决定了变革的步伐。
随后，快进到今天，不难发现:音乐界中最强大的力量全都是技术主导的公司——苹果、谷歌、声田(Spotify)，以及其他将歌曲视为纯粹内容的公司。因为，对他们来说，音乐只不过是宏观商业模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若说唱片公司在技术公司占它们便宜的时候束手就擒，其实并不准确。
毕竟，在三个L的业务一诉讼(litigation)、立法(legislation)、游说(lobbying) 之中，它们投入了金钱，以及大量不应有的信念。
即便唱片公司对消费娱乐技术史上最大的革命视而不见，它们的律师却一直忙于发出威胁和停终令。
之后，在踏入下坡路的过程中，它们的确取得了些许成功。
1998年的《著作权年限延长法案》为企业对原创作品的控制营造了非凡的局面。
在美国早期，年限原本是14年，并可选择再次延长14年，而现在，根据不同情况而定，年限能够长达120年，甚至更久。
相比之下，一项美国专利在20年后便会过期。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荒诞的局面:跟米利瓦尼利组合的歌或米老鼠动画相比，癌症治疗方案所获得的保护可谓微不足道。
但在这个关头，或许能够有把握地预测，美国国会再也不会通过任何著作权延长法案了。
在《著作权年限延长法案》通过不到几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科技公司(苹果、谷歌等能通过限制版权获取既得利益的公司)，将拥有比娱乐企业还要强大的游说团队。
当时，纳普斯特是个非常流行的互联网音乐分享平台，而唱片公司与其斗争并最终获胜，如今能被视为在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中最后一场凯旋的战役。
并且，业界倾其法律力量投入这场斗争中，并在2001年设法获得法院的禁令，最终导致这项音乐服务破产。
美国唱片业协会(简称 RIAA)是带头冲锋的行业组织。
如果在当时，它们要是接管纳普斯特并将平台扩展为让音乐厂牌直接向消费者分销的渠道，本会是更明智的做法从而有机会阻止iTunes、YouTube、亚马逊、声田等其他中间商在后来一统天下。
然而，那样做需要一种基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行业文化，而不是在音乐巨头办公室中盛行的法律至上，以威胁为主导、逃避现实的世界观。
事实证明，音乐销售在1999年到达顶峰——正是美国唱片业协会对纳普斯特发动法律攻击的那一年。
随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产业利润下降了一半左右，甚至临时的好转也无法与20世纪的辉煌岁月相提并论。
纳普斯特和法案的胜利，将会是一个过时的商业模式最后的欢呼。
当苹果公司在2001年推出iPod播放器时，唱片公司发现自己深陷困境。
苹果公司除了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还有更高的消费者忠实度。
iPod以及该公司的其他产品，都是对消费者喜好进行了大量研究后的结果，没有任何唱片公司会在这些研究或会议上“浪费”钱。
而且，也没人能与苹果公司强硬的法务人力相抗衡(如今苹果公司雇用了500多名律师)。
然而， iPod只不过是未来的先兆。
YouTube的上市及其后来被谷歌公司收购，意味着全球最强大的互联网平台旨在统治全网的音乐分销，并支付尽可能低的费用。
从商业的角度来想一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对美国广播唱片公司来说，音乐是损益表中的销售项目，是发展和利润的来源;对谷歌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压缩的成本，需将其保持在最低的数额，如有可能，甚至需将其推为零。
流媒体服务平台声田在2015年的股东年度报告中宣称“我们不卖音乐”。
因为，该公司销售的是订阅与访问,音乐只不过是经营成本。
但这场金融上的变迁，仅仅展现出音乐监护人的改变对音乐环境造成的破坏的冰山一角。
当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过去几十年中发明新的音乐平台时，它们依然首先将自己视作创意人才的领导者。
世界上大部分顶级音乐家都与这些唱片厂牌签约，艺人与平台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
那些科技企业对音乐家事业的发展漠不关心，更不用说经济投入了。
而随着人们从那些企业那里获取音乐，这种共生关系不复存在。
要是有助于推进企业的其他战略，这些科技巨头甚至会免费赠送音乐(比如销售设备或打广告)，而他们有时候真的就这么干了。
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贬低音乐价值正是一项核心战略。
大型唱片厂牌自以为它们热爱革命、颠覆、破坏，但一旦成为被动方时，就特别难受了。
而这一次，硅谷来的新霸主很有可能实现不断革命的梦想，并一劳永逸地推翻过时的音乐监护人。
同苹果和谷歌——资本主义史上最富有的企业——的侵袭相比，猫王和披头士乐队带来的挑战根本算不上什么。
一旦他们掌权，还有任何人能将其推翻吗?
当这些新威胁首次出现时，音乐大师们正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革命,这场革命需足够强大与激动人心,好让他们够指出条件.维护特权。
他们的想法即便不算悲哀的话，也是很可笑的:在21世纪初,娱乐业最大的音乐革新,是真人秀电视歌唱大赛。
当然了，这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新想法。
自1956年起，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在欧洲便是一项年度盛事，而哈莱姆阿波罗剧院中举办的“业余选手之夜”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
事实上，连古人也有歌唱比赛。然而，在新千年后这些比赛变成一种失控的潮流。
几十档电视真人秀中，怀揣明星梦的人竭力讨好评委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尽管这些节目平庸至极，它们却为献祭仪式带来一番别样的转折，源源不断的音乐家品尝到了短暂的现代媒体名声。
正如基拉尔的理论所言，在最终赢家(或幸存者)从选手中脱颖而出之前，他们先是英雄，再是受害者。
这样的比赛很容易制作并模仿，而全世界每个电视市场很快都有了自己的版本。
但在全世界，歌曲从古至今面临着禁令与审查。
因为，让人民自己选择最喜欢的音乐，向来都是会产生政治后果的危险自由。
事实证明，没有必要对歌唱大赛的热潮进行任何干预。
通过在市场中填满了毫无生气的套路和千篇一律的形象，它自取灭亡。
因而，这些节目并没有完全消失，但越发呈现出一种自我嘲讽的荒诞特性，比如说，在2019年年初，福克斯电视台推出的《蒙面歌王》,让二流明星穿着滑稽的服饰进行比赛。
台上的选手打扮成贵宾犬、河马、兔子、独角兽或其他同样可笑的另类形象。
也许我们在概念的进化中已经来到动物献察的阶段，但围观祭祀的观众已经开始丧失奖趣时，它才姗姗来迟。
在这堆噪声与怒火中，只有一小部分超级巨星脱额而出。
凯莉·克拉克森和凯莉·安德伍德在电视节目《美国偶像》中取胜，成为真正的明星，跟早期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带助阿巴乐队和席琳·迪翁成为白金销量的艺术家一样。
然而然而，尽管有大量的媒体曝光度，大部分电视选秀的冠军，都走上了不温不火的职业道路。
很多情况下，失败者享有的成功比获胜者还大。
在《x音素》中，单向乐队名列第三，但五年之后，这支流行男团的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
在12岁时，碧昂丝·诺斯和她的女团女孩时光(后来的天命真女)在选秀节目的先驱《寻星》中被淘汰，但后来她却登上了音乐世界的巅峰。
事实上，在这些人为的设定中，很难想象会有任何真正的革新者或叛逆者出现。
前卫的艺人偶尔作为选手出现在电视荧幕上，但在进入决赛前向来都会被投票淘汰。
甚至对评委说一句出格的话，都足以浇灭观众的热情，并能保证他们马上卷铺盖走人。
任何立志想成为下一位约翰·列侬或鲍勃·迪伦的人，估计都挨不过初赛，更别说席德·维瑟斯或科特·柯本了。
原因很明显:这些节目并不会改变主流观众的音乐品味，它们只不过反映出电视机前投票观众本性难移的偏好。
对于研究音乐史的学生或者音乐发烧友甚至音乐爱好者来说，难免会想起文艺复兴时期公会歌手的歌唱比赛，获得嘉奖的人平淡无奇、不出错误、举止得体。
即便如此，歌唱比赛的崛起也反映出一种真实的需求。
音乐业向来依靠局外人注入新血液。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全国性的比赛跟20世纪20年代唱片公司进行的实地录音考察没什么区别。
在这两种情况下，商业利益都打算为音乐革新创造一个规范化的流程。
而正是这种愿望，这种为了推出新商业项目而需开发一套准客观性体系的野心，在近几十年中激励着人才经纪通过试唱来组建乐队。
随着这个方式变得更为谨慎，更加程式化，它逐渐被音乐产业采纳。
一些组合，像街头顽童乐队、后街男孩和辣妹合唱团，在一段时期内享有巨大的商业成功，然而随着青少年这些初代核心观众长大后，它们便失去了存在感。
过去几十年(甚至几世纪)中，日积月累的证据表明，音乐中真正的革新源自破坏，而非规范化。
任何利用真人秀或程式化的乐队来发起一场真正音乐革命的尝试，几乎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
过去，音乐总能通过与新流派的融合为自己重新注入活力，这种情况每隔几年就会发生。
20世纪，布鲁斯、爵士、摇滚、嘻哈以及其他叛逆的风格，为本会停滞不前的事物进行了重新定义，为它们重新注入活力。
然而,在数字时代早期,情况似乎截然相反:涌现的流派和亚流派实在太多了，却没有任何一种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在主流社会发起革命，至少无法与20年代的爵士年代或爱之夏这些级别的事件相比。
事实上，当流媒体服务平台声田决心为每一种音乐风格下定义时，它制作了一份含有1387个类别的清单[例如电子拉丁、新式柔和、基督舞曲、电影回响贝斯、实验室、跺削(Stompand Whittle)、神经放克，以及流行圣诞曲]。
因而，不得不说，这种对音乐风格的细分与从薯片到牙膏等其他产品类别中的品牌延伸毫无区别。
在这些产品类别中，顾客的喜好被不断切分，试图发掘一个愿意为更个性化的产品花大价钱的人群。
但对小众市场进行微观管理的成功，尽管能为终端用户带来安逸的满足感和狭小的关注范围，在宏观上却会有损变革的机遇。
当它被推至极端时，听众对音乐的决定，开始像酒吧里顾客在浏览冗长的小型酿酒厂啤酒清单一样。
在这样一个局限的环境中，整个选择过程被严加管控，尽可能不出现任何意外，然而在里面却有一种选择无限的错觉。
在21世纪初，尽管音乐环境中不断有小众的类型加入，四大商业音乐种类却依然统领着市场:摇滚、流行、乡村和嘻哈。
其他传统流派也许会进行创新，并创造出顶级的艺术家——这依然在古典乐、爵士乐等领域发生——但他们所创造的利润以及对社会的改变，跟他们辉煌的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其他风格的音乐能够挑战四巨头吗?简称为“EDM”的电子舞曲成为最有希望的候选人。
舞厅从往日迪斯科运动的灰烬中涅槃而起，迎来了一系列数字时代的创新，而每一种新上市的软件套装或硬件设备，都为从业者带来了更多可利用的工具。
这片实验沃土已经为生活方式主导的新流派创造了城市中的栖息地，使底特律科技音乐、芝加哥浩室音乐、伦敦回响贝斯等其他当地与区域性音乐风格大兴。
可以说，几乎每一季度都会出现新的时髦风格，而随着新技术削弱了旧传统，它们在商业音乐中创造出一股强烈的变革力量，在前沿不断扩展声音的调色板。
然而，围绕着它们的传播与使用的仪式性活动，比科技更重要。
的确，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电子舞曲披着未来主义的外衣,它却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音乐起源时狂喜的致幻仪式。
在它获得生命力的狂欢派对和俱乐部中，音乐再次展现了通往超脱和超常规意识状态的力量，而电子舞曲成为这种力量的最新体现。
而与电子舞曲场合密切相关的非法毒品被称为“摇头丸”【摇头丸的英文俗称便是“狂喜”。】，这绝非巧合——人们正是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传统神秘主义思维和古代狂欢节上与会者的出窍状态。
当米尔恰·伊利亚德在1951年发表了他开创性的研究《萨满教》时，他甚至将本书的副标题称为“古老的脱体术”。
狂欢派对便是当今的替代活动。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每一种主要的音乐流派，或多或少都呼应了一些史前音乐中的需求。
摇滚明星唤起了古老的象征性暴力仪式和它们的替罪羊。
乡村艺术家重现了牧民的田园基因，依靠音乐来安抚家畜，歌颂丰衣足食的稳定生活。
嘻哈艺人回到了将早期人类群体团结到一起的平调诵唱，那算得上是最古老的“帮派”。
流行歌星通过情欲的风格与舞步吸引群众，让我们想起催生了情歌的生育仪式。
在这个背景下，电子舞曲派对，便是最古老的人类难题在现代音乐中的应用:如何脱离此时此刻的平凡并获得幸福。
或者说,至少是短期的、歌曲激发的，并由生理化学辅助的幸福。
当然了，每一个流派不仅仅重复了古旧的模式。
在这些亘古不变的基础上，华丽的内涵与声音作为上层建筑叠加在上面。
但它们同样回归到本初的法则上，原因很简单，音乐向来不仅仅是娱乐。
即便在21世纪，无论是个体或是群体中的成员，音乐依然是我们应对生活中根本挑战的动态工具。
纵使媒体和商业利益集团将歌曲视作空虚的逃避娱乐，但每一种形式先进的目的性活动(从高难度体育运动到脑科手术)，都旨在利用音乐来优化结果。
电子舞曲艺人(或制作人和DJ，这是他们更普遍的称谓)在登台演出或在工作室中制作音乐时，哪怕它们被各种高科技设备环绕，音乐本身是最古老的科技，但音乐却不会因其古老而被蔑视。
就像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一样，在21世纪，音乐仍是变革力量的可靠来源。
PS:部分资料来自《世界音乐史》及《美国音乐的发展》
我是 @别具一格格，爱文字爱分享爱创作。
正在码字创造人生，
岁月孤苦，唯热爱可抵漫长，
期待与你相遇，学习，进步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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