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教式微，风俗渐颓，文风之弊尤烈。昔欧阳公殁，苏轼尝叹“斯文化为异端”，今之时弊，较昔更甚。
今之弄文者，先名利而后道义。虽文浅识薄，犹以浮巧自饰：徒借华辞炫目，若绮罗覆朽木，饰表而无真意；强堆丽藻充雅，如乱麻缠丝，乖理而失本真。观其篇什，貌似斑斓，细究则疏漏百出、雕虫篆刻之末技，终难臻妙——此“异端”之象昭然也。
更有甚者，执陈腐为圭臬，动辄托“敝作”自谦，实则学识浅陋。其文辞靡丽过甚而割裂文意，甚者句读不葺。此辈徒骋机巧，如浮沫泛水，无片语真切，竟自诩诗人，毫无羞赧？
夫成抱负非凡、才气纵横之诗人，需宽胸襟、正人格。时代非尽善，需直勇之谠论者引文明进阶：勇于挞伐社会之弊，以匡世为志，以百姓为基。若诗人嘉谗谀而鄙耿介，耽于世俗同化，逐物质感官之乐，心存畏惧，则非真诗人。真诗人当具正义感、明是非，不折于权势，敢为天下先，唯对己之见解负责，不蔽于世俗，不掩锋芒。然世多伪饰，岂容此等“异端”存？岂任其言论如星播撒，撼群丑利益之基？
今之众，或葺院吟风，谋一身安适；或行歌选色，纵口腹之乐，逐凌虚台、长杨宫之梦——外表华丽而兴衰无常，慕潘安之貌、羡西施之容，况其虚幻仅托诸屏间。苟以浮靡影像为镜，患得患失，此心浩茫难收。此沉滞痼疾存焉，非华佗难革。后生多为此所累，轻生自裁者，比比皆是。致世风颓坏至此，祸根在不勤国学、唯西方鸡汤为尊：炮制便当之文，以鄙俚之语乘敛财之快，俾文魂与精神俱丧，为蛊所惑者，反饮蛊为药，循环往复，何由得愈？
欲兴德行，诗人当修身格物、审好恶以正俗。若言行相悖，不过教天下士相率为伪。文风如元气，需惜护之。今网传鸡汤文靡然成风，贪惰性之利，弃德伦如敝屣，传害民之音，引奔竞者效仿，怪态百出，以丑为能事。久之，何得世风淳厚？民德归厚，必革此弊。
然此弊浸淫久矣，时为势移：君子缩手隐林，小人鸱张结党，内怀附下之私，唯利是图。使坚守正直者如临深渊，动辄陷坑阱——人心难测，此非社稷之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空洞可怖。亟盼国人救风俗、滋文风：文风即国风，文运即国运。国学为国之瑰宝，形神兼备方得传神。诗人当秉赤子心，笔参造化、独出神韵，破传统窠臼；若仅摹古人之姿而失其魂，徒遗神袭貌，终无生机，窠臼之描只会束己手脚。诗词道古今，系于情性风骨，不拘常格。
昔柳耆卿以婉丽传，“杨柳岸、晓风残月”尽得婉约之妙，羁旅之愁赖伶女蹙眉而显；苏子瞻破绮罗之态，“大江东去”称雄豪迈，需壮士鼓琶以彰英气。二人体式迥异，然皆以真心驭词、新意破俗，故能传世。即所谓“花间为皂隶，耆卿为舆台”，亦各有其质，非徒雕琢。
今之词家蜂起，多陷窠臼：忘“言为心声”之旨，徒效皮毛。仿耆卿者，袭柔靡而无深情；拟子瞻者，作豪迈而失旷达。炼句虽求工，却秾丽过甚，满纸雕镂而无生气——或堆辞如绣屏蒙尘，或循规若木偶牵丝。创新杳然，千篇一律，味同嚼蜡。
词之兴废，系于用心。孔子有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然今之骚客能辞达意者，盖千万而无一人也，古人以情驭笔、以志立言，故姿态横生；今者舍本逐末，泥古务形而轻内涵，何由振衰？欲复兴，当破陈规、抒真性，鉴古人创新之勇，脱缚立骨，方得词之真味。
纵观先贤，立一代文者，必担天下大节；非气足以高世者，未之能也。存于身曰气，见于事曰节，气节合而成道。道无形而立，无力而行，不生不灭——在天为星汉，在地为川岳。
若任此弊盛而不革，终成大患，苏轼“斯文化为异端”之叹恐成常态，正统文脉何由存续？噫！文风颓坏至此，真学问安在？当亟力匡正，复归“文以载道”之质朴本真，方得护持文脉不堕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