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者，世道之镜也。镜明则世道清，镜昏则人心惑。庄子所谓“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正合此理。昔欧阳公殁，苏子瞻叹“斯文化为异端”；今观文坛，浮靡之弊渐滋，而守正之士未泯。文脉如川，虽经九曲，终向沧溟，未可一概而论也。
今之为文者，或溺于名缰利锁，以文为沽名之具；或囿于识浅才疏，徒以华辞炫目，若绮罗覆枯木，饰其表而无其质；强堆丽藻为雅，如乱丝缠丝，乖其理而失其真。观其篇什，貌似斑斓，细究则疏漏百出；雕虫篆刻之末技，终难臻经国之妙，此“浮靡”之异象昭然也，更有甚者执陈腐为圭臬，托“敝作”以自谦，实则学养未充；文辞靡丽而割裂文意，句读舛误而不自知。此辈骋机巧如浮沫泛水，鲜见真切之语，竞自诩诗人，毫无愧恧？
夫真文心者，非炫技之巧，乃载道之诚；非媚俗之柔，乃立世之刚。时代非尽善，需直勇谠论者引文明进阶：勇于挞伐社会之弊，以匡世为志，以百姓为基。若诗人嘉谗谀而鄙耿介，耽于世俗同化，逐物质感官之乐，心存畏惧，则非真诗人。真诗人当具正义感、明是非，不折于权势，敢为天下先，唯对己之见解负责，不蔽于世俗，不掩锋芒。然世多伪饰，岂容此等“异端”存？任其言如星播撒，撼群丑利益之基？
今之众，或葺院吟风，谋一身安适；或行歌选色，纵口腹之乐，逐凌虚台、长杨宫之梦，外表华丽而兴衰无常，慕潘安之貌、羡西施之容，况其虚幻仅托诸屏间。苟以浮靡影像为镜，患得患失，其心浩茫难收。此沉滞痼疾存焉，非华佗难革。后生多为此所累，轻生自裁者，比比皆是。致世风颓坏至此，祸根在不勤国学、唯小道异术为尊，炮制便当之文，以鄙俚之语乘敛财之快，俾文魂与精神俱丧，为蛊所惑者，反饮蛊为药，循环往复，何由得愈？
欲兴德行，当以“三正”为要：正心，则不为外物所惑，守赤子之诚；正笔，则不为浮辞所蔽，传真切之思；正风，则不为流俗所染，立刚健之气。文风如元气，需惜护之。今网文盛行，或贪惰性之利，弃德伦之要，传浅俗之音，引奔竞者效仿，怪态时有，以丑为异。久之，世风何由淳厚？民德归厚，必当革此流弊。
然此弊浸淫久矣，时为势移：君子缩手隐林，小人鸱张结党，内怀附下之私，唯利是图。使坚守正直者如临深渊，动辄陷坑阱，人心难测，此非社稷之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邦基难固。亟盼国人共救风俗、滋文风：文风即国风，文运即国运。国学乃国之瑰宝，圣贤书形神兼备方得传世。岂是某小道异术可比拟，诗人当秉赤子心，笔参造化、独出神韵，破传统窠臼；若仅摹古人之姿而失其魂，徒遗神袭貌，终无生机，窠臼之描只会束己手脚。诗词道古今，系于情性风骨，不拘常格。
北宋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以文载志，风骨凛然；辛幼安“醉里挑灯看剑”，以词抒怀，气吞万里。二人文体虽异，然皆以真心驭笔、以志立言，故能传世。即柳耆卿之婉丽、苏子瞻之豪迈，亦各有其质，非徒雕琢。今之词家蜂起，多陷窠臼：忘“言为心声”之旨，徒效皮毛。仿耆卿者，袭柔靡而无深情；拟子瞻者，作豪迈而失旷达。炼句虽求工，却秾丽过甚，满纸雕镂亳无生气，或堆辞如绣屏蒙尘，或循规若木偶牵丝。创新杳然，千篇一律，味同嚼蜡。
词之兴废，系于用心。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今之骚客能辞达意者，盖千万而无一人也，古人以情驭笔、以志立言，故姿态横生；今者舍本逐末，泥古务形而轻内涵，何由振衰？欲复兴，当破陈规、抒真性，鉴古人创新之勇，脱缚立骨，方得词之真味。
纵观先贤，立一代文者，必担天下大节；非气足以高世者，未之能也。存于身曰气，见于事曰节，气节合而成道。道无形而立，无力而行，不生不灭，在天为星汉，在地为川岳。
若任此弊盛而不革，终成大患，苏子瞻“斯文化为异端”之叹恐成常态，正统文脉何由存续？噫！文风颓坏至此，真学问安在？当亟力匡正，复归“文以载道”之质朴本真，方得护持文脉不堕歧途。文运如川，虽有九曲，终向东流；心灯不灭，则文脉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