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唐诗，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背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另一首也差不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作者是李绅，中唐诗人。诗写得好不好？跟李白杜甫比算不上顶级，但胜在朴素直白，妇孺皆知。几十年选进小学课本，成了节约粮食的千古名句。写这两首诗的时候，李绅大约二十七岁，还是个穷书生，寄居在寺庙里读书，后来被和尚赶出来，漂泊流浪靠人施舍过活。他见过农民怎么种地，知道“汗滴禾下土”是什么滋味。
后来他考中了进士，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了宰相。
做官之后的李绅，跟写诗的那个李绅，像是两个人。他“渐次豪奢”，一餐饭耗费几百贯甚至上千贯。他爱吃鸡舌，每餐要杀三百多只活鸡，只取舌头，其余扔掉，后院宰杀的鸡堆积如山。家里私妓成群，刘禹锡去赴宴，写了一首诗感叹：“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司空见惯”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这还不算完。他当淮南节度使的时候，对百姓疾苦极其漠视，“恣威权”，老百姓害怕，纷纷渡江逃难。他为了讨好上司李德裕，罗织罪名冤杀了一个叫吴湘的县尉。李绅死后被定性为“酷吏”，朝廷追罚“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一个写“粒粒皆辛苦”的人，死后被剥夺爵位，子孙永不得做官。
写诗悯农的人，后来成了伤农的酷吏。这个反差太大，大到了让人忍不住多想一步。
有人说这是“两面人”，有人说这是“人设崩塌”。这些说法都没错，但也都没说到根上。李绅不是个例。古代做官的人，十个里有八个出身寒微，小时候都见过民间疾苦。可一旦做了官，能保住初心的没有几个。富二代、官二代骄奢淫逸，可以说是无知；李绅不是无知，他清清楚楚知道农民有多苦——他自己就苦过——可他当了官之后，剥削起农民来比谁都狠。
这就不是个人品德的问题了。
问题出在制度上。你让一个官员去管农民，他的利益跟农民的利益是矛盾的，农民越辛苦，他越肥。李绅年轻时候写的诗是真心的，后来做的事也是真心的——真心地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位置变了，利益变了，人心自然就变了。
把一个人放在一个位置上，让他可以通过剥削别人来获取利益，还指望他爱民如子，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李绅不是变坏了，他是回到了在那种制度下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样子。
所以李绅的悲剧不在于他个人堕落，在于那个位置本身就会让人堕落。农民被迫劳动，官员无偿获取，再用诗歌教化百姓顺从——这套逻辑运行了一千多年，直到今天也没完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