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通过“福田主义”完成了对东盟国家外交关系的重新定位，由此揭开了“新南进”的序幕。而几乎同一时期，作为东盟的重要成员国之一的马来西亚提出了“向东看政策”，对“福田主义”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从而实现了日马两国外交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的互利共赢的双向选择。在新世纪“一带一路”的现实背景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战后日马经贸关系的发展可以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往提供相应的启示。
关键词：福田主义；向东看政策；日马关系；东盟
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城中城（KLCC）的摩天大楼国家石油双子塔（Petronas Twin Tower），曾以451.9米的高度在1998-2004年间保持世界第一，长期以来被视为马来西亚现代化的骄傲。这座由日本和韩国共同投资建设的摩天大楼，其崛起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两个重大的对外关系方针——日本的“福田主义”与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Look East Policy）。
一、“新南进”——战后东南亚形势与“福田主义”的兴起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同样，在分析战后日本与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时，无论是日本的“福田主义”，还是马来西亚的“向东看政策”，都应先从理解历史的角度入手，有必要对两国关系进行历史追溯。
首先，应当把研究的视野拉回到二战时期。早在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就将日本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东南亚，提出了后进工业国家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理论”（Flying Geese Pattern）。至于1942-1945年间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军国主义政治时，更是从种族主义的角度来标榜“亚洲主义”，即宣扬所谓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故而日本的“南进”政策对东南亚产生强烈的影响，虽然饱受战争的摧残，但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东南亚各国对西方殖民宗主国的离心力。特别地，马来西亚就民族独立展开不懈的斗争，并在逐渐形成一套对东西方大国关系的“平衡外交”观。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东南亚的势力式微，而战争赔偿则成为日本重新恢复与东南亚的关系的新起点。因而在1970年代“福田主义”兴起之前，这一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外交关系是一种“赔偿外交”。除赔偿之外，日本还于加入“科伦坡计划”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力量发展以及政府投入的增加，其对东南亚的援助也迅速赶超欧美等传统势力，然而日本的经济合作在东南亚也引起了新的戒心。1974年田中角荣出访东盟时，所到之处都触发了当地的反日示威。田中首相的此次访问，成为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日本对东盟各国的感情中缺乏“赎罪”观，反倒“自信”地抱有“解放史观”，故而这次反日浪潮给予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强烈冲击。如何消除东南亚国家的反日情绪，成为日本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而这一课题解决的重任交给了福田纠夫。
1976年，福田纠夫成为新任内阁总理大臣后，随即着手对外关系的新局面。1977年8月，福田首相借东盟创立10周年之际出席东盟扩大首脑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发表《联合宣言》，之后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发表题为《我们的东南亚政策》的重要演说，其中提及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三项原则，即“福田主义”。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开始发生转折。马来西亚著名报刊《星槟日报》发文指出：“不反对日本的经济扩张……让日本取代美国成为在亚洲和东南亚维持均势的力量。”
相较于二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的“南进政策”，1970年代兴起的“福田主义”可以说是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关系不断调整后的“新南进政策”。当年，日本是高举军国主义的旭日旗闯入东南亚的，带来的是大和武士和枪炮战舰；如今，日本换了一面“福田主义”的旗帜再次重返东南亚，带来的是高新技术和巨额投资。在两次的“南进”政策中，日本对东南亚的“进攻”武器都是极为犀利的。
二、积极的回应——马来西亚“向东看政策”
以1977年“福田主义”的提出为突破口，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获得了重新定位，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新南进”本身就遭到了曾经的殖民宗主国英、法、荷等西欧国家的反对，尤其是英国。至于控扼马六甲海峡的马来西亚又曾是英国的核心殖民地，故而英国不得不面对战后与曾经强劲的对手日本在同一地区进行经济领域的“战争”。在英日两国竞争的时刻，马来西亚的外交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马来西亚传统的外交政策的转型在第四任内阁总理大臣马哈蒂尔执政时期完成。从英治和日治时代中成长起来的马哈蒂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外交观，他认为马来西亚不应该被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外交体系所束缚，而是应该将眼光转向东方——马来西亚一方面应学习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应增进同日本的贸易和人员培训交换以及争取它们更多的投资。1981年马哈蒂尔出任马来西亚内阁总理大臣后，就土著优先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改革的重点之一正是“向东看政策”（Look East Policy），即向日本、韩国这两个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学习，由此揭开了马来西亚外交政策向东亚（特别是日本）倾斜转折的序幕。
从某种程度上讲，马来西亚“向东看”的施政举措是对东方日本“福田主义”积极的回应。在马哈蒂尔执政之前，马来西亚为防止外国资本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而对外国的投资加以限制。在“向东看政策”的主导下，马来西亚开始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多项举措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资，特别着重加强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发展。1982-1984两年的时间中，马哈蒂尔四度出访日本，为引进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创造条件，足见马来西亚政府对日本这一经济盟友的高度重视。截至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日马两国的经济联系已经达到相当规模，马来西亚向日本出口占马总出口的13.3%，从日本进口占总进口的26.0%。1990年代，日本已经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援助国。日马两国的外交政策使其互相受益。
战后日本推行“贸易立国”的方针，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资源和市场的是必须首先确保的，而资源丰富的东盟国家恰恰是最为理想的伙伴。在“福田主义”的推动下，东盟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与日资联系愈来愈密切。例如，日本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机电业是东盟国家的主要出口行业，日本跨国公司可以根据价值链的比较优势构建国际生产网络。其中，日资企业在马来西亚生产的摄像机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综合产业（参见表1）。由是见微知著，可见1980-1990年间日资在马来西亚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体现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革新中。
简言之，日本于1977年以“福田主义”的提出为契机选择了东南亚、选择了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在接下来的1981年以“向东看政策”作为积极的回应选择了东方、选择了日本，日马两国实现了国际关系中互利共赢的双向选择。
三、日马关系发展与东亚格局
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有两个相互牵引且相互矛盾的轴，一个是安保轴，一个是经济轴。安保轴是日本的基轴，要求其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建立以军事基础的同盟。而经济轴则要求日本从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中突破，强调经济外交，具体表现在对于亚洲巨大市场的充分利用。就整个亚洲而言，东南亚是一个潜在的活跃的新兴国家，而控扼马六甲海峡的马来西亚更是在该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故而，日马关系是战日本与东盟国家交往的一个缩影，日马关系的发展意味着日本在经济轴上对安保轴的突破，并不再受限于这一基轴。
日本和马来西亚都是东亚大陆边缘上的岛屿国家，天然相似的生存环境也促使它们对贸易交流有强大的客观需求。同时，战后日本与马来西亚在政治体制上也存在一致性——君主立宪体制，这也为日马两国的交往奠定政治基础。至于1970-1980年间，“福田主义”的兴起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升温，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经济领域的关系。马哈蒂尔政府的“向东看政策”这一外交方针的核心实际上也是坚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强调国与国的关系要以经济关系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哈蒂尔领导的马来西亚政府得益于日本“福田主义”的支持，坚定地贯彻“向东看政策”，使得其经济实力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地，在该政策实施的二十年间，马来西亚以工业化、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方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参见表2），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转型。
经济关系的密切发展同时推动了日马两国政治关系的巩固强化。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新南进”政策实际上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的必由之路。1990年在东盟会议上，马哈蒂尔呼吁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即东盟加中、日、韩三国形成一个类似欧盟的政经一体化的组织。当时，马哈蒂尔认为日本不仅应发挥经济作用，而且发挥政治作用，“东亚经济集团”应该由东盟出面组织，日本起主导作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很显然这一构想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协作关系，是一个具有地区政治性的组织。
1997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东盟，提议“日本－东盟首脑会议”，实际上正是对于马哈蒂尔“东亚经济集团”构想的一个回应。可以说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是对其单边的“向东看政策”到东亚区域多边关系的延伸，而“桥本主义”也是对“福田主义”的继承，而这一过程中体现了日马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深化。至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10＋3”机制顺势成立，这也说明了日马关系的发展作为日本与东盟关系中重要的一链，已经悄然推动了整个东盟、甚至东亚格局的发展。
四、日马关系发展的意义与启示
对于日本如何在战后二三十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与美国、西欧相鼎立的经济大国，除了其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成为促成其成功的内部因素，战后日本发展的外部因素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日本通过“福田主义”重返东南亚，在这一“新南进”过程中与马来西亚的关系日益密切，其协作也从经济领域拓展至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两国的互利共赢，这是日马关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颇为值得借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逐渐打破了战后数十年日本在这一区域的经济主导地位。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也是在1970年代以来持续向前迈进，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交往亦可从日马关系的发展中获得启示，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其不善者而改之，适应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新时代以中马关系为支点推动中国-东盟甚至整个东亚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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