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自己应该还在成外舒适高三的宿舍用手电筒作照明洗漱，每天一睁眼就向着唯一而坚定的目标奋斗着。可是那紧张却又单一地像水一样流淌的日子就在18岁的开始的时候随着高考戛然而止。然后岁月就开始了自顾自地驰骋，恍然回首，发现在成都-上海-新竹-香港，身上已经打满了流浪着与被呵护着的烙印，变成一个完整而特别的人格，一个无法再按部就班的灵魂。
不过在学生时代，即使是读PhD的时候，也还是习惯追逐一个单一得如高考一样的目标的——可以是GPA也可以是IF。那些目标本身好像就支撑起来自己的人生观与生活的意义，这在一维上的无止尽地追求虽然有身体的辛苦，精神上其实是一个取巧的。说起来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很爱写东西的人。内容虽大多数是少女心事，却不惮于在这些文字里表达自己的脆弱与收获安慰与虚荣——而这些在今天却变成了奢侈品。2015年经过复杂地思想斗争最终quit了PhD之后，才发现原来要脱离的不只是十点半的小巴，更是一个被动地去符合要求的心态。然而，就如大学时不小心知道的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伴随这积极的自由随之而来的责任与风险，慢慢好像成为了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终于不能免俗地陷于不知怎样分配技能点和如何抵抗短暂欢愉的时代的焦虑之中。每天醒来，面对的也只是日复一日的自我怀疑与对重复的厌烦。日子又慢慢过成了像水一样，但即使可能本身已经很好，却因着没有浪花的激荡，平淡也成了一种煎熬，平庸就更是一种罪过。于是常常思考怎样才能拥有人生的意义——经过身边人精英主义的渲染，很难再发现普罗大众的存在的价值——既然这个世界99%的轨迹都由那几个世纪才会出现的几个人来扭转，那么这万古中的芸芸众生又怎么来表明或是凭借什么来支持自己曾经的存在呢？
这个问题我现在依然没有答案，可是在见过了我的高中、大学、研究生最亲近的朋友们之后，我想我可以接受这个问题可能真的没有答案，或者说，即使就算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我也可以坦然接受了。见过这些分别做创投、地产、科研、医药的朋友们之后，看到他们在北京，这个著名的拥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纷繁的权贵与糟糕的生态的城市里，努力地用自己的专业换取更高的平台、优厚的报酬与舒适的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充满了美感。北京本身有一种典型的东方男性气质——现实、粗糙、肯干也爱吹。这一点跟追求生活品质而拥有女性气质的上海与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即使跟深圳这样快速成长的城市相比，帝都依然保持着自己广阔的格局与雄心壮志——这与遍布北京的高等学府与研究院也是密不可分的。与深圳的商业导向相比，北京自有帝都的帝王脾气与眼光，虽然这眼光并不总是与百姓的期盼向着同一个方向。作为一个混在金融行业不成器的工程师，在香港这个似乎只有金融的城市待久了之后，对实业一方面有着从无到有的憧憬，另一反面有着因对薪资优势无法割舍而产生的焦虑。然而见到朋友们之后，我发现焦虑只是来源于那个我幻想的数字与估测的一阶导。在高度发达的城市里，贫富差距被夸大渗透渲染到这个城市里的角角落落，近乎人们的佐餐。于是面对这阶级固化下的社会，人们只能麻木或是咒骂；另一边却又守着自己的已有的一点蝇头小利不肯放手。我很庆幸自己生在一个还不错的家庭，拥有还不错的天份，享受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前1%的教育资源，与大多数跟我一样的朋友们一样可以漂到自己想去的大城市，然后选择以自己舒服的方式活着。
当然我们也会在十点半的时候，昏睡在这些人口千万级的大城市的地铁上。那个时候我们的脑子里可能想的是项目规划，可能是一个大热剧集，也可能是童年的家乡。这些都支撑了我们每一个在他乡醒来的早晨，不会彷徨与懊悔、不羞耻地活在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