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诗式》云：至苦而无迹。
正中心弦。
最难做的诗，不是拗口晦涩，而是最最浅易又最最有神韵滋味的。“林花著雨胭脂湿”，工巧至极，比起“池塘生春草”，仍逊一分。逊在何处？“林花”句，成也工稳，败也工稳，子美遣词造句的苦心是看得出的。而“池塘”句，余韵清远，宛若天成，让人佩服的不是谢灵运多有才气，而是这诗里的境界如此圆整，如此不朽，万古常新。
杜子美有写诗的痕迹，谢灵运没有。但没有痕迹，不代表没有苦处。我不敢妄言此句是谢灵运在苦思冥想后憋出来的，但我知道，谢灵运为他的诗受了苦。魏晋之际，玄言诗盛行，古板，枯燥，佳作寥寥。谢公独开山水诗一派，本应得重视。然而来自“诗家正统”的轻蔑多于赞美，山水诗长期被贬抑。谢公是不凡的，他承受住批评，褪尽来自“正统”的种种修辞痕迹，于至苦之中酝酿新鲜诗境。“池塘生春草”，美在眼前，谁敢否认？于是赞美之词绵延千年。
有太多作品，人人赞美它们美得“无迹”。又有太多人生，人人称颂它们好得“无迹”。我却要多几句废话，写写这“无迹”后头的“至苦”。
谁人不爱《琵琶行》，六百余字诉尽衷情；谁人不爱《长恨歌》，八百余言爱恨缠织。白居易的天才好像是离离原上草，火烧不尽用之不竭。白居易的生平好像是谪仙下凡，堪谱一支悠长的歌子。得意的场景很诗意，失意的场景也很完美，没有蛰存于世的刻意痕迹。然而近日读《与元九书》，才知全非如此。“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既是总结了自己，也是后世无数狷介才子的谶语。《长恨歌》之流，不过是才情的边角料，只因雕琢时用足了苦心，天然无迹，竟被世人广为传唱，奉若至宝。最想让众人传唱的《秦中吟》、《新乐府》，虽不能说寂寂无名，却是处在次要的地方。
怪不得说诗人的文辞，从来只是皇权的点缀，只求形制的完美，不求独立的特质。诗人耐得住寒窗夜读，宦场沉浮的至苦，造就天然无迹的美文，他们的人生，却只能在传说里完美无迹了。
“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白居易是雾豹冥鸿，杜子美是，苏子瞻是，陆务观是，一长串名单的诗家高手都是。颠沛人生的至苦让他们的诗文美而无迹，这无迹更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缺残空落，一种更深层的至苦，一种“月在梧桐缺处明”。他们的心里，何尝不想自己成为云龙风鹏，搅动天上甘露，浇灌家国梧桐，可“时之不来也”，又教这希冀化作泡影，思垂空文，寄意于文艺的月亮。月明，心缺。
所幸这诗文的明月横亘千古终没有散佚，今人犹可从中品味陈子昂幽州台上的怆然涕下，曹孟德碣石之畔的水澹风冷，李青莲凤凰台上的浮云蔽日，刘禹锡西塞山前的山形依旧。
所哀这明月的歌谣越发像是馆阁之上的阳春白雪，渐为世人冷落，或者胡乱解读以博一笑。恰如王静安在《人间词》里说的：
“高歌无和，万舫沉沉卧。”
2012年1月
梁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