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那年，整个北京城人心惶惶，大街上几无人迹。凡是发烧的人员一律隔离观察，我，不识时务地发了个小烧，37.3度，一个令人尴尬的温度。同寝室的几个哥们儿，纠结复纠结，上报、不上报？室友倒不是担心我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上面查得凶狠，鼓励互相监督（俗称告密），隐瞒不报者一律连坐。想想闲着也是闲着，干脆自首得了，不就是一个人关在小黑屋吗。就这样，我来到了“烧友”隔离区，实际上就是学校的招待所。

     刚一踏入“病房“，多少有些惊慌。说好的一人间呢，怎么还有个主儿。非典啊，吹口气都可能感染。两个人关在一起，吃喝拉撒，打嗝放屁全在一起，万一这位携带病毒，可不是“呵呵”一下就完事的。同屋的仁兄估计也是这个小心思，本来一个人躺在屋里，优哉游哉，忽然来了位不知底细的“疑似患者”，难免心生怨念。好在这位仁兄倒也爽利，立马带上口罩，把所有的气孔全都堵上。于是，两个男人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会儿，觉得厌烦无聊，又都不愿意张嘴说话，各自躺下睡去。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忽然听到屋外哨声骤起，正在懵圈之际，只见同屋的仁兄，一个箭步冲到门口，嗖地一下不见了踪影。我还在错愕、回神、慢慢站起躯壳的时候，这位仁兄已经瞬移回床前，手上豁然多了一盒盒饭。这速度，不去当兵可惜了。我小心地走到门口，透过门缝看到院子的中央有张桌子，桌子上只剩下一盒盒饭，想必是我的那份。于是乎，慢慢踱出屋外，故作洒脱地取回食用。后来才明白饮食环节的整个流程，送饭的人将盒饭事先码好在长桌上，再将桌子抬到院子中央，随后一边吹着哨子，一边小跑着回到自己的安全屋。隔离的病人们，一听哨声，飕飕、飕飕、飕飕飕，神鬼一样地瞬取盒饭。我性子慢、体质弱，飕不过他（她）们，索性踱着龟步去取那最后一盒。不过，万一这群人中真有非典患者，我被间接传染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些。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总有一个头戴口罩的大夫远远地站在门外询问我们的体温，同屋的哥们每次报得都很高，看他欢快的样子，实在不像高烧不退的患者。我呢，不管自己实际温度多少，按照逐次递减的策略报：37.3、37.2……36.8、36.5。 隔离区规定连续三天不发烧就可以出去，所以不到一周，我就卷起铺盖回家了。不知道同屋的那个哥们什么时候开始调低自己的体温，我只是纳闷，在我出去时候，没人量我的体温（包括手枪式的那种），验明真伪，万一我是诈和呢？

    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期，隔离区的病友们仿佛没有产生任何“革命”友谊，至少我和我的室友一句话也没有说，或许无关信任，而是我内向的性格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