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我有个同学叫杨梅，是个弱智，长相也随着不正常，眼睛大得吓人，像被故意掰着上下眼皮撑出来的。
起初大家因她的异常而怕她，但后来发现好欺负就拿她当黔之驴戏弄了。她整天糊里糊涂，又傻又慢，老师们自然也厌恶，带头做了骑驴的人。几次雷鸣般的呵斥和几番火辣辣的巴掌后，她渐渐也沦为学生们发泄的工具。
同学们最喜欢做的是，突然恶狠狠地在她背上猛砸一拳，有时是出于某次争执，有时是被她的丑陋激发出爱美心而生出的愤恨，有时是心情烦躁用以解压，有时是毫无理由只当行个见面礼。
她吃了拳，常常还咧着嘴，若拳力小，脸上露着笑意，若拳力大，那笑容慢慢收起，嘴还生硬地咧着。有同学再次被激怒，冲上去奋力轰出组合拳。一通暴风骤雨后，她抱着身子躲到桌子下，龇着牙，疼得脸皮抽搐，用那双外星人一样的大眼睛惊恐地望着。
慢慢地，大家对这些习以为常了。
有时听到“砰！”得一声，就知道杨梅又挨拳了，都懒得抬头看，唯一值得瞧一下的是可能今天打人者又换了谁谁谁。那人通常兴奋得眼睛发着光，为自己勇于尝试成为骑驴者的行列而得意。在这样的鼓励下，后来几乎每个男生都克服了自己，成为更勇敢的人。
有的人还时常交流那砸在杨梅身上的美好的手感，遇到不同说法或已经忘了那种快乐时，就即刻跑去再体验一次。
我没有打过她，我觉得那是过分的，况且我与她没什么交流，也没产生过冲突，没有理由那样做。我只当她是个小丑，听到那“砰砰”声偶尔激起的同情也慢慢消失了，甚至觉得每天都会发生的那几下，就像上课铃声一样正常。
有一天，班主任竟把她调到与我同桌。
我厌恶她的怪异、蠢笨和脏污，非不得已不跟她说话。我的头总是扭到一边，下课和放学都迫不及待地逃离那个全班的笑柄。我常常觉得她坐在我旁边是个糟心的累赘，大家对她的戏弄会辐射到我身上去。
有时候，她突然颤抖一下，挨了拳，我也跟着吓到，成为大家共同取笑的对象。我期待着能赶快换座位。
然而，我终于还是打了她。
那次，我的笔记本不见了，因为上面印有少林寺的图画，所以十分珍爱，我问了一大圈人都找不到，在我正沮丧时，杨梅眨着眼睛笑嘻嘻地从她的抽屉里拿出来给我。她笑得很灿烂，很少这么开心。
四周的同学一下子起哄起来。想到刚才焦急的窘相，我愤怒地跳起来，对杨梅大喊一声“滚！”同学们叫得更起劲了，这叫声裹着嘲笑和某种期待向着我汹涌滚来。我仿佛听见了“加油！加油！”的呐喊。
我有点不情愿地捏紧了拳，以那见过无数次的熟悉的姿势挥向杨梅，她赶紧转身躲，我的拳狠狠砸在她的背上。砰！
那些尖叫声很快停止了，仿佛曲终人散，再精彩的好戏看完后，也不过如此。
时隔二十多年，现在想起来，那一拳犹如打在自己心上。
关于杨梅，在她退学后我只见过一次。那次在街上，我看见她坐在长得跟她一模一样的哥哥的自行车后座上，穿着洁白的绒毛外套，脸也抹得很白，涂了口红，她缩着腿乖乖地坐着，神情很甜蜜，仿佛要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众人的眼光有股强大的力量，迫使人做违心的事。同时，权力也常常让人顺从。
4年前，我在人文学院是个领导。有天，教钢琴的张老师气愤又无奈地找我说，某某同学不学无术，仗着跟校长的关系要求给个及格，并声称已经跟校长说过了。我听后骂道这怎么能行？什么德行！于是帮张老师撑腰，压着不让过。
几天后某个晚上，校长在给我们开完会后，没有找我而是发来微信说：“**学生的钢琴，差不多就给过了！只要不太过分，学生的成绩可以灵活点。”我回复说“当时没让过，是因为她消极的态度令人气愤，我再让她补考，以后会注意。”转而我又打电话给张老师，开了绿色通道。
这是另一件令我极其懊悔的事，尤其那句“以后会注意”，让我狠狠骂自己好多次。
人在坚持公正时，不可避免要对抗相反的力量，两者或许势均力敌，更多时候是自身处于劣势，因此必然要付出代价。想安全地做不安全的事，不大可能。总不能等长大后再到小孩子面前逞英雄，或者做了大官再惩治小官，这样固然安全，但可能一辈子做不到。既然做不到，就不如在当下痛快，维护现时的尊严，哪怕是付出点代价。
当然我也不是刘胡兰、江姐，想痛快也会有权衡，以不太拖累家人为界。即使当奴才也应只当迫不得已的奴才，而上面两件事远远未达到不得已的程度。在当时，怎么就想不通这些事呢？一个人总是在该做自己的关口没能做到，真是可悲。
如果，如果给我月光宝盒，我要回到4年前给那当时的校长一个无情的拒绝，再回到二十多年前，缩回挥出去的拳头，冲四周人大喊“谁他妈也别想欺负杨梅！不服的来找我！”
这虽然是猥琐的意淫，但我还是写下来，刻在耻辱柱上，以警戒以后的行为。
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人，上天给予的做自己的机会本就不多，因此一定要顶住当时的压力，坚强地做好一个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