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伦理学与幸福的本质以及之间的关系
其实，亚里士多德自始都认为，德性是一个人的品质特点，且表现在行为习惯和内心状态上。
一个有德性的人应该具备良好的习惯、正直的品性和积极的心态。
而幸福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人生的最高目的是求得至善，而至善就是幸福。
幸福不仅仅在于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的植物性功能和动物性功能，更重要的是使人的理性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快乐并不是人生的目的，而是人完美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之后所得到的满足。
因此，快乐和完善的行为最终共同构成了幸福。
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幸福指涉他人的、社会性的方方面面。
他认为幸福的人生需要友爱，这种友爱扩展到了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友爱中，政治共同体是实现完整生活的“完整的共同体”。
为此，他特别捍卫正义，认为正义实际上促进了个人的利益，而不是牺牲个人的利益。
然而，正当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迅速发展的时候，正当年轻人聚集在他周围向他讨教知识、接受教诲的时候，他的心思却越来越多地从科学的细节转向关于行为和性格的更广泛也更模糊的问题上去了。
他愈发清醒地意识到，在种种有关物理世界的问题之上，一直存在一个问题中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最好形式?-——生命至善是什么?——-什么是美德?--——我们如何得到幸福和满足?
他的伦理学实在是简单。他的科学训练使他无法运用超人式的理想和空洞却尽善尽美的引导来进行说教。
桑塔亚纳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性的概念本身已经足够充分，每份理想都有一个自然的基础，而自然中的每一个物体都有它自身理想的发展轨道。”
亚里士多德一开始便坦率地承认，生命的目标不是为了善而善，而是为了寻求幸福。“因为我们只有在选择幸福时才会不再计较其他，为了幸福而幸福，而我们选择荣誉、快乐、智慧……是因为我们相信，通过它们我们可以获得幸福。”
不过他也意识到，将幸福称为至高的善其实是不言自明的;真正需要的是对幸福的本质以及如何实现幸福给出一个更加清晰的阐述。
对此，他希望能够通过讨论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来寻求答案:他的假设是，如果人能够完全满足这一特殊品质，那么他就能感到幸福。
人出类拔萃的才智是他的思维能力，正是依靠这一能力，人才超越了其他物种并统治了它们;这一能力的增长为他带来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我们可以假设，思维能力的发展也能使他满足和获得幸福。
因此，除了某些生理上的先决条件以外，幸福的主要条件便是理性的生命-——专属于人的荣誉和力量。
美德，或者不如说是卓越,依靠的是清晰的判断、自我的控制、平衡的欲望和手段的巧妙，它既不是头脑简单之人的品质，也非单纯愿望的结果，而是充分发展了的人凭经验获得的成就。
然而，有这样一条道路能通向它，一个通向优越的指导手册，它能够避免许多迂回和耽搁:这就是中间的道路,即中庸之道。
品格可以分为三类，每一类的第一等和最后一等都是极端和邪恶，而中间一类则是美德或优越性。
因此，介于懦弱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介于吝啬和浪费之间的是慷慨:介于懒惰和贪婪之间的是进取，介于自卑和骄傲之间的是谦虚:介于秘密与多嘴之间的是诚实，介于乖戾与滑稽之间的是幽默;介于争吵与谄媚之间的是友谊-——介于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与堂·吉诃德的鲁莽冲动之间的便是自我控制。
伦理学或行为意义上的“正确”因而与数学或工程学上的“正确”没有什么不同:它意味着恰当、合适，用最有效的方式取得最理想的结果。
然而，中庸之道并非数学上的中项，不是两个可精确计算极值的平均数:它随着每个情景中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只对成熟和懂得变更的理性展露自身。
而优越性是一门经由训练和习惯塑造而得的艺术:我们不因具备美德或优越性而举止得体，相反，我们拥有这些品质是因为我们举止得体,“这些美德的形成是因为人采取了这些行动”,我们就是我们反复行动所展示出来的人。
因此，优越性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习惯:“人之善是灵魂在充实人生、实现卓越过程中的工作……正如并非一只燕子或一个晴天就意味着春天一样，昙花一现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的行动并不能使人得到祝福或感到幸福。”
青年人容易走极端:“年轻时犯错误总是由于超过限度或过分夸张了。”青年(和许多青年的长辈)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如何从一个极端中走出而不陷入另一个极端。因为经过“矫枉过正”或别的一些原因，一个极端极容易发展成另一个极端:虚伪总是怨言太多,而谦卑又总是周旋在自负的边缘。
那些意识到自己走了极端的人往往认为美德不是中庸之道，而是另一个极端。
有时这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假若我们意识到犯了走极端的错误,那么“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朝另一端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中间的位置……就像人们扳直弯曲的木材一样”。
但是，不自觉的极端分子往往将中庸之道视为最大的罪恶，他们“将身处中庸之道之人推来搡去:勇敢之人被懦弱者说成是鲁莽,被莽撞者指为胆小,其他情况亦是如此”;因此,在现代政治中，“自由派”被激进分子称为“保守主义者”，又被保守分子称为“激进派”。
很明显，这种中庸之道是一种特有品德，几乎在希腊哲学的所有体系中都得以体现。柏拉图将美德称作和谐的行为时，头脑中想着这点;苏格拉底将美德等同于知识时，头脑中想着这点。
七位贤人建立了这样的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内篆刻了这样一句箴言:凡事勿过度。
或许正如尼采所言,这一切都是出于希腊人希望克制自己性格中的暴力和冲动;更确切地说，这反映了希腊人这样一种观点，即激情本身不是罪恶，而是罪恶或美德的原材料，决定因素是它的使用是过量或失衡的，还是恰当和相互协调的。
不过我们实事求是的哲学家又说道，中庸之道并非实现幸福的全部秘密。我们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贫穷使人吝啬或贪婪，而财富能使人免于在意和贪念，这正是贵族式闲暇的魅力源泉所在。
对实现幸福而言，最高尚的外界帮助莫过于友谊。
确实，友谊对幸福之人比对不幸福之人更重要，因为幸福感因得到分享而加倍。它比公正更重要:因为“当人与人之间是朋友关系，那么正义不再必要;然而当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公正，友谊仍是一种恩惠”。“朋友是寄居在两个身体里的同一个灵魂。”然而友谊意味着较少而不是很多的朋友，“朋友过多之人其实没有朋友”:“要与很多人做朋友，建立完美的友谊是不可能的“。良好的友谊是需要持久的，而不是一朝一夕的激情，这要求性格的稳定，变幻无常的性格往往使友谊如万花筒一般，昙花一现后便消失不见。友谊还要求平等，因为感恩之心将使友谊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慈善家往往对施恩对象比这些对象对他们怀有更多的友谊之情。关于这个问题，一个令大多数人满意的解释是，一方是施恩者，一方是受恩人……受恩人希望施恩者消失不见，而施恩者往往迫切渴望保留他们的领恩人。”亚里士多德反对这一观点，他更倾向于相信，慈善家如此这般的温存更像是艺术家面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或者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我们爱我们所创造的东西。
虽然外界的财富和关系对幸福产生必然的影响，幸福的本质却存留在我们的内心，取决于周全的知识体系和清晰纯净的灵魂。
当然，感觉的愉悦称不上是幸福这是一个圆圈:正如苏格拉底如此形容伊壁鸠鲁式观点，我们痒了就抓，抓了又痒;政治事业也不是幸福，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将幸福的主动权交给了群众，听凭他们的处置，而世上没有比群众更加反复无常的了。
不，幸福一定是心灵的愉悦，我们必须相信，只有当我们追求或捕获真理时感受到的才是幸福。“智慧的活动……不在乎任何除自身以外的目的，而在乎自它内部产生的一种愉悦，从而激励它继续如此行动下去;同时，自给自足、不知疲倦和悠闲自得……显然都属于这一活动的特征，因而它们之中必然蕴藏着完美的幸福。”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人物并不仅仅是个形而上学学者。
他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因为很少有他会十分在意的东西。
然而，在巨大的危机中他愿意献出生命因为他知道，在某些条件下生存是不值当的。
他乐于助人，虽然他对别人为他提供服务感到羞耻。
表达善意展示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接受恩惠则象征着卑微屈从……他从不抛头露面……他爱憎分明，他敢说敢做，因为他轻视其他一切人和事……他从不疯狂崇拜，因为在他眼中没有什么是伟大的。他无法恭维他人，除非那人是他的朋友，恭维是奴隶的特点……他从不感到憎恨，对于伤痛也总是很快忘记和痊愈……他不善言谈……自己是否受到赞扬他不关心,别人是否受到谴责他也不关注。
他不说别人的坏话。哪怕这人是他的敌人，除非只关乎他们自身。
他举止稳重，声音低沉,言谈得体，他从不匆忙慌张，因为他关注的只有少数几件事情，他不容易激动，因为凡事在他看来都不甚重要。
发出刺耳的叫声和急促的脚步是因为这个人太在意……他以高贵、坦然的姿态对待人生的起伏尽其所能，随遇而安，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以充分的战略指挥着自己有限的兵力一样……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乐于独处，而无德无能之人则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且害怕孤独。
这便是亚里士多德的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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