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果记
古城墙上有三种野果：野酸枣、野枸杞、野西红柿。三种植物都加了一个“野”字，是古城人随便叫起来的，没有可考的资料。三种野果长在残城内外向阳的坡地上，和其它植物杂草混生在一起。
野酸枣是落叶灌木，哪年哪月来到了城墙上没人知道。它们不讲生存环境，自由自在地野生在碎砖烂瓦间。少年们上城玩耍时手欠，即使拔掉或者折弯它们的枝条，只要根部还扎在泥土里，过一个夏天就又自我修复成形了。
野酸枣树的枝条呈褐红色，光滑坚硬，有一股子韧劲儿，枝杈上有刺，有的像针头一样长，还有的尖儿上带着弯钩，古城人叫它“圪针”。穿过酸枣丛时，胳膊腿划伤了，裤子刮破了，人们恨它，踢它，不小心，脚上又被咬上一口。
野酸枣树清明前后冒芽。今年暖春，三月底，煦风一过，就出芽了。再过半个月，就到了谷雨，酸枣枝上爆满新绿。叶子还在长，到了五月上旬，长成卵圆，叶面光滑亮泽，叶脉逐渐清晰。残城上的酸枣树都长不大，旱嘛，最高的也不及成人的腰部，树冠球形。酸枣花五月底六月初上枝，枣花不大，黄绿色的五瓣，三五天后开始在花中坐果，先是芝麻粒大，接着黄豆粒大，绿色，后来长成椭圆或圆形，有的上面有未发开的麻点，一粒或两三粒分散在枣枝的顶端，然后开始接受古城三个月的阳光雨露。中秋节前后，酸枣果渐渐变成绿中带红的样子，很扎眼地从叶子中间伸出来。少年们叫它“酸酸枣”，多了一个“酸”字，多出了许多可爱。它的皮极薄，味儿酸，少肉，核大还硬。少年们不喜欢，大人们也不喜欢，没人来收，它的药用价值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只有中医世家的弭医生在这个季节上城来采一些，一年也用不完。
野酸枣树一蓬一蓬地长在残城上，自生自长地装点着古城。冬天到了，叶子褪尽，留在枝头的酸枣果干瘪下来，抽成一疙瘩。接着被一场又一场的大雪覆盖住。酸枣枝挑起一丛一丛的白雪，绒球般在静默中等待着来年的春天。
野枸杞，枸杞果子是鲜红的，一排一排长长短短地长在弓垂的青径上，少年们叫“滴浪坠儿”，这个俗名起得超可爱，纯纯是古城少年们的独创。
滴浪坠儿也是小型灌木，丛生，比酸酸枣还要矮些。它的生存环境一样不讲究，和野酸枣树犬牙交错地长在城墙的坡地间和荒坟处。
滴浪坠儿的叶子发开后像柳叶，但叶尖儿不圆，叶面带着点儿褶皱。枸杞果子鲜红艳丽，只比黄豆大点，成熟后，味儿甘，籽儿黄白。枸杞果紧贴在枝径上长，结过一番儿，无人采，干了，又在枝径的另一处结出一番儿。滴浪坠儿喜欢阳光，在光线好的向阳坡上结的果子大且密，有的枝径被酸枣树遮住，便努力从缝隙间伸长了胳膊钻出来，一枝搭着另一枝，带上红透的果子竟象朱砂手串一样，在夏秋的风中妖娆。
古城人一样不知道野生枸杞的药用价值，大人不采，少年不理，它们便狂野地疯长在古城上。还是那个弭医生不声不响地采回家，晒干，装进用来包草药的牛皮纸袋里。煮粥时捏上几颗，喝茶时再加上两颗，再不就是自己泡酒吃，清醇甘冽。聂医生有时也给邻居和亲戚们一瓶两瓶泡过的白酒，但并不多说酒是用什么泡出来的。邻人们知道弭家祖上是中医，自有人家的道道儿，有酒喝就好，不必多问。
夏天雨水一大，野西红柿就一扑棱一扑棱地从乱土中冒了出来。野西红柿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常常和扫帚苗伴生在一起，雨水越多，长的越快。雨水小了，它们就旱在那里，无精打采地接受古城阳光的曝晒。突然哪一天就在野风中结果了，小得竟如黑豆大小，滚圆，紧绷绷紫黑的皮，里面多籽儿。少年们新奇，奔过去用拇指和食指使劲儿一捏，“噗”地一声爆出紫红的汁液，手指成了紫红，用水洗两遍也洗不掉。野西红柿上口酸甜，不过少年们不敢吃，大人们也不让吃，认为是野果，又长在碎土乱瓦间，不甚干净。
野西红柿一嘟噜一嘟噜地生出来，又一嘟噜一嘟噜地干瘪在草茎上，冬天一到，北风一吹就全枯干了。籽儿掉在泥土里，第二年初夏，空气一润，就从砖瓦石缝间钻了出来。
野西红柿的果实更像今天见到的蓝莓，但那时古城人哪里能见到这么珍贵的果子。又觉得它的果实色彩上像葡萄，但为什么不叫“野葡萄”呢？葡萄对于那个年代的少年来说，是稀罕的、珍贵的，平常也难得一见，不像西红柿在自家菜地长着，天天见。野西红柿的果形虽小，但样子像自家菜地里的西红柿，就又加了个“野”字叫出来。
西门里有一家李姓少妇，是南方来的女子，早年丈夫没了。后来看见这一年野西红柿在城墙上狂长，就带着女儿，背着背篓去残城上采，每天一篓。回来后用木棒槌把果实捣碎在大缸里，然后加上一些不知名的草料和白粉，染出黑紫的布来。再根据颜色深浅，分出不同的批次和等级。这些布都销到了哪里，谁也不清楚，但有相当一部分给了大十字街“天下有衣”布店，信家父子尽量收了，然后去南方趸丝绸时，给了那边的布商，没想到销的还很好。
李姓母女俩做的事情，很像今天流行的植物染，带着个人的心性和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