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著：陈寅恪讲演录
整理：万绳楠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国内印次：2019年5月第3次印刷
阅读时间：2024年5月
一晃已经一年多没有写读书笔记了，美其名曰：“事情多”，其根本原因是心中生“怯”，因为关于中国史的书籍，多数中国人都比较熟悉，对相关历史事件耳熟能详，身边也不乏“中国通”，在一群专家面前卖弄笔墨，的确需要勇气。
但今天又怎么敢了，只因“陈寅恪”，有“大师”的光环照着才敢分享一二。
一、总结：
1、纵观全书，其核心就是两个字：阶级！
本书开篇就道出了此书的核心：“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不同在于：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
后面的章节在介绍南北朝各个时期的政权情况时也都围绕着政权的主导阶级，反对阶级，以及代表阶级利益的不同阶层的立场、利益关联、经济实力，由此产生的不同利益阶级团体，左右着政权的走势。
主打一个“屁股决定脑袋”。
看完有一种类似于中医问诊，由表及里的透彻，除了地域、经济、军事、文化以外，其根本原因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皇权、贵族、士大夫、地主、豪强、农民、商人、贫民等），并由此延伸出来不同利益团体，不同团体之间的力量悬殊、合作、对立，又导致政权的更替，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后来各朝政权演变过程，每个政权执政者的方针策略都自带其阶级背景的属性，说到底就是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过程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压制、平衡、利用，一旦上位就会本能的打压另一个阶级，也会由此制定出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且上位者的能力、格局、认知水平，会深深印上该执政者的烙印，能力越大，要么贡献越大，要么破坏性越大。
本书除了让读者更深刻认识历史，也可以拓展到今天的企业中，不同管理岗位会有其特定的立场，以及一个家庭中，不同角色也会有不同的家庭态度。道理是殊途同归的。
2、若要再提炼出第二个关键词则是：民族交融。
而民族交融里包括：战争征伐、人口迁徙、血统交融、文化交流（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道教、佛教等）。
关于民族交融方面，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以下两句：
“自八王之乱爆发，人口便已开始流动。以南渡的最多，流向东北的次之，流向西北的又次之。”
“北朝之所以不能一举并吞南朝，主要在于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当北朝民族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则南北分；一旦解决，则南北合。一旦解决此问题，北朝潜在的强有力的经济武备力量逐能发挥出来。这是南朝抵挡不住的。”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2.1、人才的力量：
无论哪朝那代，国力的强势都离不开人才。西晋末期中原战乱时的三条逃亡路线为，南、东北、西北，新流入的这些有钱人和知识份子，与当地的旧权贵、豪强结合，形成新的力量，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依次建立了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这些人才的流动深刻影响南北朝政权的演变。
这里不由让我想到了拜占庭帝国崩塌时，大批手工艺人、知识份子逃亡到威利斯和意大利周边各城邦，带入了大量遗失的古罗马书籍、先进的思想文化，大量知识份子和工艺精湛的手艺人的涌入，从而促使了西欧的文艺复兴，并影响到整个世界。
所以东西方政权的强盛和更迭，与人才的流向相伴相生。
2.2战争的双面性：
战争是残酷的，每一场战争都会造成人口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社会动荡不安，严重的亡国灭种，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场场战争串起来的历史，这些战争除了战场上能统计出的直接伤亡，还促使人口被迫迁徙、导致各地区风俗文化的主动和被动交流，同时促进军事武器装备和科技的进步。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战乱和王朝更替后，在政治经济的现实状况和人心所向的多方相互作用下，都会有一段相对和平以及繁荣的时期，但人类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过不了多久又会重蹈覆辙一次，又一次循环往复，螺旋式促进人类的科学生产的进步。
2.3民族文化的交融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合”占了大多数时间。中国人的人心所向都倾向于一统，与汉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兼容，有很大的关系，文化交融最终在华夏大地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基础，为政权统一扫除了思想障碍。以至于中国文明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不曾间断的文明，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每位中国人的骄傲。
战争所带来的人口迁徙，文化交流，对民族交融的确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在柏杨先生笔下，这种“被统治”的需要被他称为中国人特有的“奴性”，但凡事都有两面性，需要全方位立体去看待事情。
综上：本书对我国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变迁，政权更替，人口流动，经济、文化的走势和特点等诸多现象的见解都非常深刻，入木三分，让人佩服。
二、陈寅恪先生简介：
陈寅恪是我国史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是民国时期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是史学界公认的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也是近代史上对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研究最权威，见解最深的史学家。梁启超说：“自己全部著作加起来，也比不上他300字的文章。”人称：“教授中的教授，公子中的公子。”
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若想对陈寅恪有更多了解的朋友可以看《南渡北归》这套书籍，里面不仅有关于陈寅恪的生平记录还有关于很多民国文人的众多故事记载。
但本书并不是陈寅恪先生自己所写，而是由他的学生万绳楠在他去世后通过整理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陈寅恪上课讲述时所作的笔记，由此，我们也才有机会通过文字感受到一代史学大家的史学精神风貌，实为难得可贵的一件事。
三、原文摘录：
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
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西晋统治者标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秩序的道德标准。而豪族与儒门是同义词，因此选举变成“门选”。
司马氏卯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河内司马自东汉司马钧以来，世代为将军、守、尹。
在两汉的制度下，豪族往往就是儒门。
儒家豪族尚奢侈，曹操尚节俭。
袁绍事有后继人的，他的继承人就是司马懿。袁绍的失败只表明儒家豪族暂时受到了挫折，后来，他们通过司马懿父子之手，终于把政权夺回到了自己手上。
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
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
魏蜀两国施政之道相同。
江东有文化的名家顾、陆、朱、张等姓和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的结合，便形成孙吴政权。
综上所述，可知魏晋统治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魏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寒族，非儒家。与之相同的是蜀国的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为服膺儒教的豪族，与之相同的是东汉、孙吴统冶者的社会阶级。另有袁绍。东汉、袁绍、孙吴、西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相承的。魏、蜀的出现与灭亡，反映了豪族儒门统治的动摇与稳定。社会阶级的不同，决定了魏、蜀与东汉、袁绍政权、孙吴政权、西晋不同的政治特征。从利弊来看，魏与蜀国的政治胜过东汉、袁绍政权、孙吴政权、西晋的政治。
“五胡十六国”指自西晋末年至北魏统一北方期间，曾在中国北部居住生活的五个北方民族极其先后所建立的政权。其中五胡：就建国的次序而言，是一胡（匈奴）、二羯、三鲜卑、四氐、五羌。“十六国”指前赵（刘汉）、后找、前燕、前秦、后秦、成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后燕、南燕、北燕、西秦、夏等。“十六国”并非全由五胡所建，也并非仅十六个政权，另又冉魏、西燕等。
“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竹林”则非地名，亦非真有什么“竹林”。
“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为附属。
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为赵王司马伦。
南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陈则为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握政权的朝代。
东晋的建立与稳定上，最有功绩的人物是王导，他的功绩就在笼络吴人，协调南北各阶级特别是南北士族在南方的利益，以坚定地支持东晋对付北方胡族统治者的进攻，进而克复神州。
西晋的周处，以“除三害”闻名于后世。（《三国至·吴书》一五《周鲂传》）
南朝官制名实不符，高官如宰相、领军，有名而无实权；低官如舍人、制局监无名而有重权。权力由高级官吏移于低级官吏，实质上即由最高贵族移于最低阶级。
北强南弱之形式：南北比较，经济、武备，北方远胜于南方。
古代人口为经济的极重要的因素，男以耕作，女以纺织。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人口比北方要少得多。
北朝之所以不能一举并吞南朝，主要在于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当北朝民族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则南北分；一旦解决，则南北合。一旦解决此问题，北朝潜在的强有力的经济武备力量逐能发挥出来。这是南朝抵挡不住的。
北魏时期，拓跋氏改为元氏。
恩仪 写于2024年6月30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