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当年的旧标签

周明远的档案柜最底层,有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泛黄,边角起毛。

苏晓晨是在找资料时无意中翻到的。那天下午辅导室没人,周明远去市教育局开会,留了钥匙给她。她要找的是一份关于中学生心理测评伦理的旧文献,却在一个错手间,抽出了那个信封。

信封上写的名字她认识。

不是她的名字。但几乎比她的名字更让她难受。

程立雪。

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女生。六年前,跟她同年不同班。苏晓晨只见过她几次——在走廊里,在操场上,在放学后的人流中。那个女生总是低着头,刘海遮住半张脸,走路贴着墙根,像怕被人撞到,又像怕自己撞到什么东西。

高二那年秋天,程立雪退学了。

没人知道确切原因。有人说她生病了,有人说她家里出了事,有人说她只是不想念了。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起她,像一个石子掉进水里,涟漪散尽之后水面恢复如初。青源中学高三一共十六个班,少一个人,就像少了一粒沙。

苏晓晨打开那个信封。

里面是一份心理测评报告。纸张已经有些发脆,边角轻轻一碰就掉下碎屑。报告顶端印着“中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底下是密密麻麻的分数和解释。

总分:58。单项评分里,“适应不良”一栏被红笔画了一个圈。

底下有当时的心理老师手写的批注:“建议班主任多加关注,与家长沟通,必要时转介专业机构。”

再底下,是一行更小的字:“该生性格内向敏感,社交回避倾向明显,可能影响正常就学。”

苏晓晨把报告翻过来。背面贴着一张手写便签,笔迹她认得——是当年那位已经退休的老校医。便签上只写了一句话:“这孩子说,她不想活了。”

然后是校长签字:“请德育处协同处理。”

然后是德育处签字:“已约谈家长。”

然后是家长签字。那个签名歪歪扭扭,笔画都在发抖。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信封最底下还有一封信,是程立雪自己写的。字小小的,挤在横线纸的格子里,每一个字都像在努力缩紧自己,不占太多地方:

“老师,我可以不做这个测评吗?上次做完之后,班主任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她把我从前排调到后排,说我‘需要放松’。可是我没有不放松。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说话。我从小就这样,这不是病。但做完那个测评,所有人都觉得我有病。我妈看了报告之后天天哭,说白养我了。那些题目问的是我的感受,但它们从来不会问我:你想被怎么对待。”

信到这里就断了。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苏晓晨坐在周明远的椅子上,老旧的椅背发出轻微的声响。窗外九月的阳光正盛,操场上传来体育课的口哨声。一切都明亮、鲜活、充满生机。她手里却捧着六年前的碎片,拼不回那个低着头走路的女生。

她忽然想起自己当年的那份报告。

那时她填完问卷,只觉得自己回答了一些关于睡眠和心情的普通问题,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但报告出来之后,班主任找她谈话,班长开始在她面前格外小心,同桌换座位时收拾得很快——后来她听说,是班主任私下找过同桌家长,“建议给晓晨一个更安静的环境”。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

没有人觉得自己正在用一张纸、一个圈、一句话,把人推向更远的地方。

她掏出手机,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程立雪”三个字。没有结果。她又搜了“青源中学 程立雪”,还是没有。打开社交平台,尝试所有可能的用户名,一无所获。

那个女生从青源中学消失之后,仿佛从这个世界上也消失了。

辅导室的门被推开了。

赵小雅探进一个脑袋,看见是她,愣了一下:“学姐?周老师不在吗?”

“他开会去了。”

“那我等会再来。”赵小雅准备关门,却注意到苏晓晨的脸色,“怎么了?你脸色好难看。”

苏晓晨把那份旧报告翻过来,盖在桌上。她看着赵小雅——十七岁,校服袖口有墨迹,手腕很细,头发扎成低马尾。有一瞬间,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

“小雅,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如果有一天,你的那份测评报告不只是在你手机里,而是被送到班主任手里,被德育处存档,被你爸妈看到——你会怎么想?”

赵小雅想了想:“他们本来也知道。”

“但如果报告上写着‘适应障碍倾向’呢?如果以后你分班、评优、甚至考大学,别人都能看到这几个字呢?”

赵小雅沉默了。她把手从门把上放下来,走进辅导室,在那张旧沙发上坐下来。

“会有人在背后说,”她慢慢开口,“‘你看她,果然有问题。’”

“你害怕吗?”

“害怕。”赵小雅的声音很轻,“但我更害怕的是,如果我没有这个系统,他们就不说吗?他们说的时候,至少现在我有东西反驳了——系统说我只是焦虑,系统说我没有病。它给我发了一张诊断,但那也是一张保护。”

苏晓晨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那份旧报告。

她忽然明白了。这是一个怪圈:标签是伤害,但没有标签,痛苦就无法被承认;而一旦痛苦被承认,标签又变成了新的伤害。

程立雪的悲剧在于,她得到了标签,但那个标签只带来了异样眼光,没有带来理解。

赵小雅的幸运在于,她得到了标签,但那个标签暂时保护了她,让她相信自己不是孤单的。

但她们需要的,本质上是同一件事。

“小雅,你之前说,系统告诉你你的感受是真的。”

“对。”

“那在这之前,”苏晓晨抬起头,“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这句话?”

赵小雅想了很久。

“没有。”她说,“从来没有。”

辅导室静了下来。窗外的口哨声停了,体育课下课了。走廊里又涌过一阵人潮,脚步声、笑声、互相呼喊名字的声音,撞击在这扇小玻璃门上。

苏晓晨把程立雪的旧报告放回信封,封好。她看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六年前的九月,一个女生把自己锁在某个角落里写一封没有人回复的信;六年后的九月,另一个女生正对着白色屏幕,等待一个分数来告诉她今天的自己是谁。

她忽然问:“周老师的档案柜里,压着多少这样的旧报告?”

没有人回答她。

赵小雅站起来,走到那台白色机器前。手指习惯性地伸向屏幕,却在半空中停住了。

“学姐,”她回头说,“你说那个退学的女生,她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你想找到她吗?”

苏晓晨看向窗外。九月的梧桐叶子还在落,一片一片,铺在操场的跑道上。有人扫走了,明天又有新的落下来。

“想。”她说。

赵小雅把手从机器上收回来,插进校服口袋。

“那算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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