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大爷的杂货铺
1.
我平时不喜欢把钱叫做“钱”，或者说，在我的心里，我一直唤它为“货币”，“一般等价物”之类。
一方面，这有装高雅的成分在里面；而另一方面，直接把钱叫做钱，未免过于亲热，很多东西靠的太近就会看不清，需要拉开点距离才不至于头晕目眩。
但给这篇文章起题目的时候，我还是妥协了。
如果，题目直接写成“货币，货币，货币”那估计没几个人愿意看；如果不撞南墙不回头，偏偏写成“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那读者便会以为，作者的脑子里进了水。
还是“钱，钱，钱”最有冲击力，横扫千军，老少咸宜。
另外，我所写的这篇文字，会发布在写作软件简书上，简书里点赞不叫点赞，叫“喜欢”，至于评论，则还叫评论。当读者“喜欢”或“评论”了作者的某篇文章时，作者那头就会收到消息提示。
于是，我将题目定成这样，则有可能邂逅一种壮丽的奇观：
“某某某读者喜欢了您的钱，钱，钱”
“某某某读者评论了您的钱，钱，钱”
“您的钱，钱，钱，被收入某个专题”
“您好，我是某某平台的编辑，我们是否可以转发您的钱，钱，钱？”
这样一来，文章便与现实生活完美接轨，文里文外，都是钱，钱，钱。
2.
第一次与钱打交道，已经是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了。
在那之前，一直与家人住在山上，张张嘴便能得到想要的衣服，食物，木剑与爱。至于钱，根本没有露面的必要。
下山上学，开始的一年是爷爷奶奶带我。老两口饱经沧桑，于尘世浸染多年，深知山下与山上的差距，包括但不局限于物理距离，便在我书包的夹层里，偷偷塞进了两枚硬币，一共六分，以备不时之需。
此举被实践证明是必要的，因为上学第一天的下午，它们就派上了用场。
学校的周围有老奶奶卖冰棍，下课后我与伙伴们一道，爬上矮矮的围墙，向着乳白色的固体流口水。
期初我觉得这事简单又人道，老奶奶将冰棍逐个发放，行云流水，井然有序。
眼看轮到我，小手一伸，冰棍却没等来，只等来一句比冰棍还要冰凉的话语：钱。
“什么？”
“钱。”
言简意赅，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不容辩驳。
班花笑得像花儿一样，热心提示道：就是你书包夹层里放的那个东西。
我恍然大悟，狂奔回教室，又狂奔回交易场，将六分钱双手奉上，便又听到一声透心凉，但不够飞扬的结论：不够，一毛一根。
这句话不仅使我的大脑飞速思考着一毛与六分的区别，也使得班花的笑容枯萎了。
“奶奶，不够的话，用橡皮换好吗？”
“不行。”
“橡皮不换，铅笔可以吗？”
“不可以。”
柔软的灵魂从母亲的子宫里杀出，却撞上了赤裸的规则，条理分明，坚决又坚硬，我第一次摸到了社会的躯体。
班花拿出一毛钱，买了一支冰棍，塞进我的嘴里，她第二次笑了，老奶奶第一次笑。
这像极了我读高中数学时书上展示的“程序框图”，输入没钱，输出不行，输入有钱，输出笑声如银铃。
多年以后，面对着键盘与屏幕背后的编辑，作者左脑里念着钱钱钱，右脑里却想起了班花为他买冰棍的下午……
3.
时间，这个手法拙劣的魔术师，正在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变着一套相同的符号戏法。
最开始，他长袖一挥，泼洒出一系列概念名词：亲情、友情、爱情、自由、尊严、幸福。
然后在某一秒钟，他看似无意地从口袋里掉出一个无关紧要的道具：货币。
就此，帷幕拉开，闹剧上演。
在第一阶段，货币与其他名词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但凡有观众谈及他们之间的联系，魔术师都是一句云淡风轻的否定：不不不，它们之间永远是不等于。
在第二阶段，观众们趁间歇休息的片刻，走出剧场，看到了稍大点的世界，再回到座位上，魔术师稍稍修正了说法：还是有点关联的，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大于和小于。
观众在长大，魔术师在变老，观众与身边的人搭建了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有的背负上了许多希冀，有的虽之前浪荡形骸，如今却已经是孩子的父亲。
于是戏法来到了第三阶段，观众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它们之间，好像不仅仅是大于，小于，而是约等于。
魔术师显得没有主见起来，默认了这个约等于。
戏法来到了终章，时间垂垂老矣，奄奄一息，可观众仍没有看够，便求着他下个定论，给个答案，将这场演出进行下去。
老人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我积劳成疾，却一辈子没攒下多少，没钱看病。
这时台下的一位富商慷慨解囊，老人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并感激地说：您是我的再造父母，您就是我的生命。
观众们恍然大悟，一起登上舞台，将约等号拉直，并顺便在这个连锁链条上加入了生命，以及时间它自己。
4.
戏法风靡全村，一辈又一辈的人都在走这样的心路历程：见识货币的重要性。
社会学家觉得戏法终归是戏法，尚不够严谨，于是发明出两个词汇：贫穷与富裕。
哲学家目睹这一切，虽心知其无可辩驳，但又觉得这个公式过于粗暴生硬，便用语言做润滑剂，挥毫泼墨：
当一个人的欲望大于所拥有的，那他是贫穷的；当一个人的欲望小于他拥有的，那他就是富裕的。贫富并非绝对概念，而是相对状态，我们的一生不仅要追逐钱，还要扼制欲。
但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村民们早已放弃了费脑子的求道，相比于看晦涩的文字，大伙更愿意人手一台电视机，荧屏上的剧情不仅好玩，貌似还颇具教育意义，它用生动活泼的案例重演着魔术师的戏法：
男主高喊：我没钱，我爱你。
女主表情丰富：我不听，我不听。
电视剧一遍遍地“教育”着村民，于是整个村落里都响起了振聋发聩的合音：我不听，我不听。
寄情山水的文学家从此地路过，他正构思着下一部作品。刚要落笔写下一篇《没钱时期的爱情》。
但猛地顿住，想起了“源于生活，刻画现实是自己必须履行的使命”。环顾周围，“现实”是怎样的呢？现实好像是一句句“我不听”，于是他无奈地将作品名称改为《你没钱，我不听》。
孩子小时候读着作家写的书，长大后闲暇时看着电视剧，耳濡目染使他们张口便是“我不听”，所有人都说“我不听”，“我不听”便真成了现实环境。
进而再有无数个立足于现实的传媒内容与研究报告被搞出来，教育着下一代，周而复始，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便越来越难分得清。
传播学者将此事概括为“拟态环境。”
5.
多年以后，面对着键盘与屏幕背后的编辑，作者左脑里想着鸡和蛋，右脑里却想着“我不听”。
多年以后，面对着键盘与屏幕背后的眼睛，作者左脑里念着钱钱钱，右脑里却想起了班花为他买冰棍的下午……那个下午，太阳正欲下沉，空气温柔，偶有鸟叫蝉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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