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全国个人赛结束后我回到哈尔滨，虽说没拿到冠军，亚军的成绩也不错，在文化宫受到了市委书记的接见，还有记者采访，算是为我庆功吧。

    在哈尔滨休整了几个月，1957年2月份接到广州的邀请。每年广州都在春节前后邀请两名外地棋手去表演，过去何顺安、屠景明、李义庭、罗天扬等人都曾受邀请去过，这次邀请的是我和侯玉山。我也想看看自己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就应邀去了。我先到北京，携同侯玉山一起去广州。这次广州邀请我们的条件是由他们包路费吃住，另外每人给200元钱的酬劳，就像现在的出场费。侯玉山跟我说应该多要一点，我说既然已经同意去，就算了吧。

到了广州有人接我们到广州新亚大酒店住下，结果第二天我就生病了，广东的饭我吃不惯，天气又热，我吃了一口，伤胃，就中暑了，直吐。侯玉山跟邀请赛的组织方面说，小王吃你们的饭病了，可能是不习惯。广州方面本来早已定了我们的伙食标准，由于我这么一病，就让我们想吃什么自己要，实报实销。

我正病着，第二天就和杨官璘比赛，走了过河车的布局，半个多小时就和了，同时侯玉山赢了陈松顺。在广州下了十二盘棋，主要是输给了杨官璘，赢了陈松顺，侯玉山的成绩也是这样。

    我与杨官璘的对局还创了一个纪录，第一天现场观看大盘讲棋的观众多达两万人，分三个表演区，有一个表演场地是个足球场，人都坐满了，中央的新闻社还进行了现场拍摄，如此轰动主要是因为我和杨官璘是个人赛的前两名，这样就有点南北棋王对抗赛的意思。

在广州下完棋，我和侯玉山接到上海体委的邀请前去表演，路费等开销全部由上海负责。上海方面还邀请了刘忆慈和李义庭，就是说个人赛的二、三、四、五名全去了。上海队的前四名与我们四人共下四轮。

四轮过后，上海队大败，我与侯玉山、李义庭、刘忆慈又举行了一场单循环表演赛，我得了第一。在上海我下的棋比较多，当时有个青年会也曾邀请我去表演，还有春风得意楼也邀请过我，我全部获胜。下完棋后，谢老(谢侠逊)又出钱请我和侯玉山去杭州玩，顺便又在杭州下了几场表演棋。此后又一路在苏州、无锡等地下棋表演，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到南京时是5月份，当地气温40多度，热得让人受不了。我和侯玉山先回北京，然后我从北京回到哈尔滨。

这次去南方我得到了不少的锻炼，这一圈下了四五十盘棋，使我的棋艺内容更丰富了，实力也提高了一大截。总的看来实力最强的是杨官璘除了跟他战绩不太理想外，其余的我都赢了。我当时和杨官璘没走新布局，就是和他拼拼实力。

   回到哈尔滨后上了几个月班，这时1957年全国赛又开始了。在沈阳进行了分区赛，华北、东北的高手都来到沈阳，哈尔滨的选手是我和张青江。此时我的实力已经很强，沈阳赛区的比赛中我以九胜二和的不败纪录获得第一，上海马宽获得第二，沈阳任德纯第三，大连李少春第四，这样我们四个人获得了进人决赛的资格。

　　那时的比赛都安排在上午，一天要下两盘棋，有时下到很晚。在广州表演时都是在晚上下棋，有时盘棋下到一两点钟，下完后我脑子里总是想棋，就睡不着觉。在广州我就落下这个毛病。我在沈阳比赛时怕睡不着觉，就吃安眠药。因为比赛安排得挺紧，没有时间消除疲劳感，要是下完棋能有时间玩一玩、放松一下就好了。吃安眠药后我感觉不错，睡得也挺香。十多天以后比赛结束，休息一天后到上海参加决赛，这时感觉就不对了。由于吃安眠药过多，副作用很大，在上海头一场比赛我感觉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痛，看棋时间一长脸就烧得通红。这盘棋匆匆忙忙就下和了。前四盘棋，我一胜一负二和。我觉得实在下不了了，就找大赛的组委会提出弃权。组委会问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安眠药吃多了，一下棋头就痛。组委会说你不下也不行啊，已经下了四盘棋了，现在你弃权的话少了一盘棋可怎么下。后来组委会跟我商议，把我介绍到上海医学院，要医院优先给我看病，这样我上午在那烤电(一种治疗方式)，下午两点钟再下一盘棋。此时我已不太在乎输赢了。结果下到只剩六轮时我的病好了，后六轮我发挥出色，四胜二和，关键对李义庭的那盘棋后手赢得极为精彩，最后和了杨官璘，我又获得了第二名，而杨官璘又获得了冠军。（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