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提及苏轼，中国历代文人都要为之一振。振的许是其在文学、书画、美食等方面均有成就；许是其为官清明爱民；但更多的，大抵是对其为人有达观心境的景仰之情。毕竟，在古代封建王朝的制度下，文人墨客大多都为仕途不顺愁苦，能真正看开的，不是归隐山林逃避现实，也非登高望远感慨万千，而是将贬谪的苦闷中化作生活之乐，安民之乐。苏轼就是这样的达观者，非消极者愤世无为的愁上加愁，也非乐观者自欺欺人的虚假皮囊，他看透人生，其路上的成与败均能欣然接受，并安安稳稳做实事儿，不枉来这凡间走一遭。
达观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境界，苏轼心境之高，也源于难熬的思想攀岩的过渡。
苏轼文采出众，年轻之时在官场初露锋芒，似乎前景一片大好。但为人出众定是受人关注最多的，其中也不乏有恶意挑剔的眼睛。“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新党们纷纷上书想置他于死地。余秋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但同样，正是因他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时代，才造就了一位超时代的文化名人。仕途失意的逆境是如今青史留名的弄潮儿常遇的，而一路顺境的宦官却难为后世所铭记。正如陈鹏《苏东坡传》所言：“若其一生顺风顺水，也许仍然伟大，但一定不如饱受锤炼后更伟大。”而这般命运的捉弄，也给予了苏轼重新审视人生，自我救赎的良机。
苏轼被贬初不过是个凡人，他给李端叔的信中写道：“辄自喜渐不为人识。”从前身边热闹，如今却无人登门，心中满是孤单寂寞。可他与寂寞同行，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并非反思他如何迎合当世，而是找寻最真实的自我。人皆如此，评价别人很容易，而看透自己很难。可苏轼却在寂寞中把自己琢磨透了，过去的创伤就像升起的星星，照亮了他未来的路。未来的路什么样呢？有苦有乐，都无法避免，既来之则安之。他游赤壁后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一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无疑是在看清了自我后，以史为鉴，悟透了人生。在历史长河中，不奢求留下什么，只求在被冠名“贬谪”的生活中多办些实事。于是，流落一方造福一方百姓，自得安民之乐，达观的苏轼渐渐修炼而成。
在官场遇到不舒服的事儿，苏轼总是“如蝇在食，吐之方快。而《定风波》中，苏轼也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读来好笑，下着雨不避雨，却要远观落汤鸡们四散奔逃。由此可见苏轼特立独行的不合群性。也是这种有些孤高的个性，让他借别人习以为常的行为反思自己。批判性思维原来早在苏轼之时就产生了，他勇于质疑，众人所为并非一定合理。这份主见也成就了他通往达观心境的向导。
晚年的苏轼曾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前两句诉说了他此生的坎坷经历，后两句却是人生无憾的体现。作为一个达观者，苏轼纵观此生，为人民百姓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便是满足。其道内外兼修，苏轼也向我们证明：人具有可塑性，外部环境因素不可抗，但内心经漫漫修炼之道后所闪耀的光辉，也足矣令世俗瞠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