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老马，是在运河边那个快要被拆掉的杂院里。
沧州的夏天，总带着一股子拧不干的溽热。风从运河上过来，卷着水汽、淤泥和些微的腥气，扑在脸上，黏腻腻的。老马就坐在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身下是一张磨得油光发亮的小马扎，手里攥着一把蒲扇，不紧不慢地摇着。他摇扇子不像别人，为了扇风，倒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与时间对话的姿势。
那时的我，刚在附近租了间便宜的老房子，图个清静。这杂院里住着的，多是些舍不得走，或者没地方可去的老人。老马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安静的一个。他常常一坐就是半天，看着运河里偶尔驶过的运沙船，看着对岸那些越来越高、像竹笋一样冒出来的新楼，眼神空濛濛的，不知在想些什么。
真正和老马说上话，是一个傍晚。我提着一袋刚买的菜回来，看见他正费力地想把他那辆老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从杂物堆里挪出来。车链子掉了，黑乎乎的油污沾了他一手。我上前帮了一把。他抬起头，额上是细密的汗珠，连声道谢，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
“住这附近？”他问，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沧州本地口音。
“嗯，刚搬来。”我答。
“好，清静。”他点点头，不再多话，低头继续捣鼓那条不听话的车链。弄好了，他推着车，邀我进院里坐坐。“喝口茶，谢你帮忙。”
他的屋子在院子最里头，窄小，昏暗，却异常整洁。一张木板床，一张八仙桌，一个掉了漆的立柜，就是全部家当。墙上挂着一把用布套仔细套着的二胡，旁边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旧式军装的年轻人，眉眼英气，依稀能看出是老马。
他给我泡了茶，茶叶是那种最便宜的茉莉花茶，香味冲，却带着一股子暖意。我们坐在门槛上，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运河成了一条墨色的带子。
“那是我。”他指了指墙上的照片，“二十岁，在部队文工团，拉二胡。”
我有些惊讶，很难把眼前这个沉默、甚至有些邋遢的老人，和舞台上拉二胡的文艺兵联系起来。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笑了笑，皱纹像运河的水波一样在脸上漾开。“不像了，是吧？人呐，就像这运河里的水，流到哪儿，就是哪儿的样子了。”
那晚，他断断续续讲了他的故事。
老马叫马春生，生在运河边，长在运河边。父亲是跑船的，母亲在岸上种菜。小时候，他最快乐的事就是夏天泡在运河里，像条泥鳅。他没念多少书，却偏偏对声音敏感。街上耍猴卖艺的锣鼓，货郎的拨浪鼓，甚至风吹过芦苇荡的呜呜声，他都能听出调来。后来，街尾来了个卖唱的瞎子，拉得一手好二胡。那悲凉又苍劲的声音，一下子就把少年的魂勾走了。他天天去听，用捡来的废铁丝和一块蛇皮，自己偷偷模仿着做了一把。
“那时候，心里有团火。”老马眯着眼，望着远处运河上星星点点的灯火，“觉得这弦子一拉，天地就宽了。”
后来部队来招文艺兵，他凭着一股子灵性和那把自制的破二胡，竟然被选上了。他离开了沧州，离开了运河，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是他一生中最鲜亮的几年。穿着笔挺的军装，坐在明亮的舞台上，台下是黑压压的、鼓掌的观众。他觉得自己不再是运河里的泥鳅，而是一条鱼，游进了大海。
“可是，鱼总归要回到它原来的水里。”他叹了口气。
后来，父亲病重，他复员回来了。接过父亲的船，成了运河上又一个跑船的。舞台上的聚光灯，换成了船舱里那盏摇晃不定的煤油灯；激昂的演奏，换成了单调的摇橹声和机器的轰鸣。他结了婚，妻子是家里介绍的，一个朴实的运河女儿。他们生了两个孩子，日子像运河的水，平缓地流着。
他把二胡收了起来，挂在墙上，用布套仔细罩好。生活的重担压在肩上，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了。他要运货，要养家，要算计着每一分钱。妻子话不多，默默地操持着家务，给他暖酒，给他补衣裳。孩子们在船上长大，在摇晃中学会走路，在汽笛声中学会说话。
“她是个好人。”老马说起妻子，眼神柔和下来，“跟我吃了一辈子苦，没享过什么福。”
他最怀念的，反而是那些跑船的日子。夏天，船舱里闷热得像蒸笼，他们就睡在甲板上，看着满天星斗，听着水流哗哗地拍打着船帮。冬天，运河结冰，船停航了，他就和船工们围坐在小火炉边，就着一碟花生米，喝最便宜的散装白酒。酒劲上来，有人会唱起粗犷的船工号子，那声音浑厚、原始，带着与风浪搏斗的力气，和他在舞台上拉的《二泉映月》是两种味道，却同样直击人心。
“那号子，现在没人会唱喽。”老马摇摇头，语气里满是惋惜。
再后来，运河的运输渐渐被更便捷的公路铁路取代。他的船老了，他也老了。他把船卖了，用那笔钱，再加上一辈子的积蓄，在运河边买了现在这个小杂院的房子，想图个安稳的晚年。
可是，妻子却病倒了。是癌。那几年，他守着妻子，花光了所有的钱，借遍了亲戚，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她。妻子走后，孩子们也已成家立业，搬到了新区的高楼里，几次三番要接他同住，他不肯。
“这里挺好，”他总是这么说，“离运河近，听得见水声。你妈也在这儿。”
我知道，他说的“在这儿”，不是说这间小屋，而是指这条运河，这片他们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他的记忆，他的悲欢，都沉淀在这里了。
从那晚以后，我和老马熟络起来。我常常去他屋里坐坐，听他拉二胡。他不拉舞台上的曲子，只拉他自己编的调子。有时是模仿运河清晨的桨声欸乃，有时是回忆夏夜的蛙鸣一片，有时是描绘冬天北风卷着雪粒，打在窗户纸上的沙沙声。他的琴声里有沧州的四季，有运河的呼吸，也有他沉默的一生。
杂院拆迁的风声越来越紧，推土机已经在隔壁街巷轰鸣。院里的老人越来越少，窗户上的黑洞越来越多，像一只只绝望的眼睛。
老马愈发沉默了。他常常整天整天地坐在槐树下，看着工人们爬上爬下，测量，划线。他的背影，在庞大的城市变迁面前，显得那么小，那么无力。
一天夜里，我被一阵异常激昂、甚至有些嘶哑的二胡声惊醒。是老马的屋子。那琴声不再是平日的低回婉转，而像是一头被困住的野兽在咆哮，充满了不甘、愤怒与挣扎。是《赛马》，但那旋律被他拉得支离破碎，像是在与无形的命运做最后的角力。琴声在寂静的夜空里传得很远，与远处工地的探照灯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悲壮的画面。
第二天，我看见他时，他正在仔细地擦拭那把二胡，眼神平静，仿佛昨夜那个用生命演奏的人不是他。
“要走了？”我问。
“嗯，孩子给找好房子了，在楼上，挺亮堂。”他顿了顿，说，“就是听不见水声了。”
搬家的前一天，他找到我，送给我一个厚厚的、用牛皮纸包着的笔记本。“我写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留着也没用，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看看。”
我郑重地接过。
他搬走的那天，是个阴天。运河上起了薄薄的雾。他的儿子开来一辆小货车，把简单的家具搬了上去。老马最后走出院子，他锁上门，没有回头。他坐进车里，车缓缓启动，汇入街上的车流，消失在雾里。
我打开那个笔记本。里面是他歪歪扭扭，却极其认真的字迹。没有章法，想到什么写什么。
“一九七五年腊月，运河北段封冻，比往年早了十天。在船上用铁钎破冰，手震得裂了口子，老婆用猪油给我抹上，用布包好。那晚的粥，特别香。”
“一九八三年秋，大儿子考上高中，是杂院里第一个高中生。我把卖了一船砖的钱，给他买了支新钢笔。他笑得咧着嘴，像我年轻的时候。”
“一九九八年，老婆查出病的那天，运河的水位涨得很高，我心里堵得慌，在河边坐了一夜。她找到我，只说了一句，‘回家吧’。……”
“今天，又听见推土机的声音了。槐树上的麻雀少了很多，它们也找到新家了吗？”
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
“我这一辈子，像运河里的一滴水，跟着流，流着流着，就干了。”
我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滴在粗糙的纸页上。
老马走后不久，杂院就被彻底推平了。那棵老槐树也没能幸免。据说，那里要建一个沿河的风光带，种上整齐的草坪和名贵的花木。
我后来还住在那一带，有时晚上散步，会走到新建的运河风光带。灯光璀璨，路面平整，散步的、跳舞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安逸的笑容。这很好，城市总是在变新，变美。
只是，我再也听不见那呜咽的二胡声，再也闻不到那混合着水汽、泥土和老房子气味的、独属于老沧州的味道了。
我站在崭新的栏杆边，望着脚下静静流淌的、被灯光映照得五彩斑斓的运河水。我知道，老马，以及像老马一样的那些沧州平民百姓，他们就像这河水底下的泥沙，默默承载着一切，记录着一切。他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向前，无声无息，最终沉入河底，成为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底色。而河面上，风光正好，波澜不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