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缭绕·麻将声起(二)

  白天,二姨姥家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有许多次,我都会先走进二姨姥的正屋,去向他们问好,可一进正屋门,迎面而来的都是呛人的烟味儿。炕头有时坐着二姨姥,有时坐着几个我不熟悉的村里人。炕梢有一块空地,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铺着厚厚的深绿色垫毯,绿垫毯上的麻将磕碰着,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在东西南北各排一队站好。几个我认得或不认得的人粗鲁的大笑着打这些麻将,有时桌边还会站几个“看客”,有的少言语,有的笑起来像是要仰过去。向他们问好时他们的注意力总是在那些七扭八歪的麻将上,所以除了二姨姥,问候其他人渐渐成了象征性的。说来的确是奇怪的,这时二姨姥爷的牙看起来总是被烟熏过的焦黄色,使我感到恶心。但在晚上我们一起坐在灯下吃饭时,他的笑又令我感到温和了。我早听说过二姨姥爷有很多疾病缠身,且这些疾病单拿出来,每一样都足以要人命。可我不懂得既然是这样,为何不好好的休息,却仍在一大片的吵嚷里极快活的打着麻将,以至在这时我根本无法看出他是个病人。也只有在何时又听说二姨姥爷的病又严重了,我去他家时才会听见他痛苦的呻吟。二姨姥的表情也只有两种,要么是在打麻将时笑的满脸的褶子连同眼角的痣都一层层的挤在一起;要么是二姨姥爷生病时,她的眉头仿佛打了结,怎么也解不开,愁容满面。

  在这样不太宽阔的屋子里,十个里有八个人都在抽着自己包的烟卷,好像神仙那样快活。然这极呛人的白色烟雾环绕着一切,连同乌黑的房梁木都污浊不堪。我无法呆下去,走出门时听见麻将磕在厚垫毯上发出沉闷的嗵嗵声,带着格外的沉重。二姨姥爷在犯肺病时,整日都发出剧烈的咳嗽声,侧躺在二姨姥家的炕上,他眼望着炕梢那张被人包围的麻将桌子,瞪大的眼里恨不得长出钩子,一把把自己沉重的身体勾过去,逍遥一场。可是他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把嘴张着,有时狠命咳嗽几声。实在觉得无果了,他又会翻个身平躺着去盯屋顶。依稀记得那是二姨姥家的屋顶是花花绿绿的,好多张一模一样的圆圈图案贴在顶上,极有规律,看一会便会眼花缭乱。 儿时我虽年纪小,但也是个聪慧的孩子,不必人说也懂得二姨姥家的生活难过。每逢去了二姨姥家,除了与母亲一起吃饭,很少接受人家里的东西。那个年代,除了自己家种的豆子玉米,又有哪一样不是需要用钱买的呢。在那样本就艰难的日子里,二姨姥爷的病就像一个累赘,拖垮了整个家庭。

  麻将在厚垫毯上响了又响,过道里的水汽涨起又化开。当我渐渐长大,不再去够够不到的杏子,也不再对那些咧着口笑的粟米饭感兴趣,去二姨姥家就越发少了。

  在一个深秋。又一次与母亲一起走进二姨姥家,去看望二姨姥爷。推开记忆里的那道门,房顶的瓦缝里蓬草枯黄凌乱着。白天没有雾气,仍是看不清脚下的路,乌黑的房梁木也看不大出,过道里太暗了。摸索到正屋里,一抬眼,熟悉的毛主席挂像,三排红木柜,。“来啦。”二姨姥浅浅笑了一下,眉头却没有打开。母亲回应,我微微点头。这时才注意到炕上的二姨姥爷,面色蜡黄,张了嘴,想要扭过头张望我们。我的心一下缩紧了。来之前听说二姨姥爷已经开始咳血,但我没想到原来疾病中挣扎的人如此孱弱,更无法把那个灯下温和笑着的人与眼前的病人联系到一起。逼仄的屋子里,大人低声说着无法改变的事实,我抬头看花花绿绿的屋顶,迷乱,像要窒息。终究不记得是怎样被母亲领回了家。

  有时我竟想不明白。一个受尽疾病侵扰,将死未死之人,对他本身来说自然是一种折磨,恨不得早点咽下那口气,了了。但于他的家人呢?是一种牵挂,一种微乎其微的希望,还是说,也是一种折磨?这想法万分恐怖。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对那将逝的亲人洒泪时,竟有人心中怀着一丝即将解脱的窃喜。是啊,两两解脱。那些高昂药费,那些无法休息好的日日夜夜,那些四处奔波求医的日子,那些被病魔羁绊着的痛苦生活,于谁来说不是一种折磨?

  二姨姥爷走了。

  二姨姥该是最伤心的吧,一辈子的老朋友了。前些日子听二姨姥与我奶奶窃窃私语。“我真怕呀…”,边说边用手抹着泪。他的家人也该是最悲切的吧。出灵那天早上,喇叭匠把哀乐吹的震天响,二姨姥爷家里人白衣白帽,稍大的孩子举着花花绿绿的纸糊物件。一切都如我料想的一般悲切。

  然而,也不全是这样。

  二姨姥与我奶奶窃窃说过的话还有下文,她说,“我真怕呀,他走了我一个人住那屋子,我害怕呀,我是最怕这东西的,他要是来看我怎办呀。”出灵那天早上,那喇叭匠把喇叭吹的震天响,二姨姥爷家里人也确是白衣白帽,但抹了泪的只有他那个胖胖的大女儿——我的大姨。那稍大的孩子把纸糊物件举的老高,稚嫩的脸上挂着漠不关心,仿佛那不是他的姥爷一样。如果一定要从留下的人的角度考虑,那么真正值得喜悦的事也还有那么一件——虽说荒唐。

  二姨姥爷走后不过一个月,晚饭时妈妈给大姨打视频电话,因为害怕二姨姥孤单,大姨他们一直陪在二姨姥身边。那天的电话接通,那头灯火通明,我瞟了一眼,发现没有毛主席挂像,知道他们是在姥姥家。灯火通明啊,灯火通明。姥姥家的屋子长且窄,窄到那地上正中央支了一张桌子,摆了四把凳子就再没有空余的地方。桌子上放了厚垫毯,厚垫毯上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老物件——方方正正的麻将牌。姥姥,大姨,大姨夫和二姨姥一边向我们打招呼,手上一边不停的摆弄着麻将。你出一张牌,他出一张牌,麻将声格外清脆——因为已经不是之前那副了。透过手机屏幕,我定定的看着二姨姥的脸,什么都没有,只有欢乐。我尝试找到那么一点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的情感,无果后扒拉一口白米饭,白米饭阻塞住我所有的感官。恍惚中眼前浮现太多支离破碎的画面:窄青台,绿垫毯,白色烟卷,焦黄的牙,红木柜,乌黑湿润,或是污浊不堪的梁木。最后我看见眼前的白米饭。我突然清楚的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吃到那样带黑口子的粟米饭了,也许会再吃到,但不会还在那样昏黄的灯光下,不会再和那些亲人一起了——少了一个,“那些”就再也不是“那些”了。

  二姨姥爷走后很快就是春节,一场大雪覆盖了一切。每每路过那条小土巷,我都会捂着耳朵跑过去。我怕听见些什么,又怕听不到什么。麻将声有没有再响起,只有麻将桌上的人知道,而我能见到的,只是夕阳时分烟筒上钻出的大团白气,在空气里无端缠绕,又孤零零的散去。

  “来来来,我来背,这水泥可重啊,等你长大点再说啊…”

  “盖房子?哦,知道了,早叫我呀,咱这体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客气什么呀…”

  “他婶儿,过年了,咱家肉买多了点,给你来一块,接着接着…”

  原来人可以活的如此鲜活,也可以那般脆弱。脆弱到离开时,和这个世界没有一丝一缕的关联。人的生死是多么无常的事,又是多么平常的事。一辈子也不过几年一般略过,往事是何等缩略。大喜大悲,也就一场葬礼,为亡灵收场。一生能有多少挫折,一路走来,回头望不到不凡,只寻到坎坷。悲伤也许只是局内人的一场无声埋葬,愿走的坦荡,来生不再彷徨。

                                                林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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