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连一个大胸妹子都没睡过，就仓促地选择自杀，那就死的太冤了。”
说这话的人，恰恰就是一位大胸妹子。她用如此诚恳贴己的话，劝导别人来日方长，要好好活着，可真够意思。
昨天的午饭，吃的实在不爽。一堆穷亲戚在那慷慨激昂，针砭时弊，完全不得要领。听得我呀，说实话，都懒得搭理他们。
临了，自视甚高、说话最多的那个人的老婆，也现身说法，认为人一辈子的命运，取决于你遇到什么样的上司——上司对你好，你的麻烦事就少些，日子就好过得多。反之，你会很难做人。
她的这番话，很令人反感。我他妈的一生气，就多吃了几块肉，等天黑躺到床上，心里还觉堵得慌。正在此时，大胸妹子给我发信息说：“想辞职。”我问：“为什么？”她回答说：“没意思。”
听她这样说，我有些亢奋。我说：“既然如此，那赶快辞呀！还等什么？”我甚至劝“大胸妹子”，要真辞职的话，别像顾少强那样装叉，完全可以走生猛路线，首先自己过把瘾，或许也会有更好的轰动效应。
“大胸妹子”也是位中学教师，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这的确是一份很“没意思”的工作，很多学校的管理者，都是“神经病”和“变态狂”。因此，我给妹子设计的辞职方式是，过完年开学直接找到校长，直呼其名——
“XXX，妈叉，老子不干了！”
然后，摔门而出，扬长而去。你道为何这样极端？实在是有些当“头儿”的太他妈的赖孙，我们仰人鼻息、忍气吞声多年，好不容易爽一把，不如干脆爽死！
回想二十年前，我离开教职跟老板打工近七年，已经当上了可以签字报销的所谓“总经理”，兢兢业业地为主子卖命……眼看要过年了，除夕那天还在冒着大雪陪着老板到处跑着送礼。天黑之前，老板塞给我一个信封，凭手头我觉得他碰到我的底线了，心里一沉，悻悻而归。
冒雪回家，妻子黑着脸等在那里，见我进门，迎头就问：“整天早出晚归，比老板都忙，不是说年终见分晓吗？这会儿算年终吧？”听到此话，我赶忙掏出信封，递将过去——
“这是多少啊？”妻子问。
“可能五千吧。”说老实话，五千是令我失望的数字，说话也就没什么底气。
妻子毫不含糊，从信封里掏出money数起来，越数脸色越难看，最后忿然把那沓money甩到床上，厉声喝斥道：
“去你的五千，你自己数数吧！”
那年我儿子才两岁，正在床上趴着看画书，钱落到他的书上，惹恼了他，他又把钱胡拉到地上。我从床上、地上把钱拣起来，一张张地数，这才发现只有两千，当时火往上撞，拿起电话就给老板打过去，底气十足——
“XXX，妈叉，你欺人太甚。从明天起，老子不干了！”说完，没等对方反应，径自挂断电话。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的清早，老板跑到寒舍，看到我儿子，先掏了五百元压岁钱。坐了一会儿，没话找话，说我家的仿皮沙发太破了，要帮我换套真皮的，然后留下五千元钱走人。
过完年，这种别别扭扭的劳资关系又勉强维持了大半年，我还是再次忿然离去。这次是不辞而别，彷徨几个月后，到1996年底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那个年代生意相对好做些，偷漏税也比较方便，此后三年我赚了百万，人生就此华丽转身……
看客，我讲这些，你不要误以为我是个重利忘义的人，当初实在是逼上梁山，不得已而为之。那次辞职后经济上打了翻身仗倒在其次，由此获得的时间和精神上的自由，才是最爽的事情。
我的朋友W先生也是两次辞掉公职，他总结得很好——“上班最大的风险是有可能遇到你很讨厌的上司，但又必须与他朝夕相处，而且，他可以无端地支配你的行动。”这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因此，那位“大胸妹子”的请辞，我举四只手赞成。至于她的未来，丝毫不用担心——就凭她的才情和幽默感，还有她的天然优势，如今年代，她的人生必定会有不一样的精彩。等着瞧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