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夏天，我时常感觉生活之于我如鲠在喉，周围的空气都跟我格格不入，我看自己，也异常陌生。我花了一晚上整理个人简历，第二天便寄了出去。
很快，我换了工作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小镇，再花了半天时间寻得一个三居室出租屋。
我并不想认识这个小镇，只需要一个住所安置自己的身体。
出租屋在一栋旧式楼房的二楼，一间房东住，一间紧锁着，一间给我。从底楼到二楼，需经过一条幽暗狭长的楼梯。三居室的客厅很小，房间里一个八人餐桌，一个已多处坍塌的布沙发，一部红色电话机，无采光。我的房间面朝街面，一张旧木床、一张旧木桌是房间全部家具。斑驳的墙上，一张大约是八十年代赵雅芝的贴画是唯一的装饰。窗子是红色木框，漆掉落一半，关闭不严。窗台有一个残破的花盆，一株不知名的植物只剩下躯干。因为窗子小，即使面朝街面，房间依然暗淡无光。
所有这一切都抵不过廉价房租对我的诱惑。
房东是一位年过七旬的婆婆，瘦削，有些失聪，躬着身走路，脸上布满岁月。但这掩饰不住婆婆精致的五官和年轻时高挑的身材。婆婆不太说话，不知道是经历了大半生的喧嚣还是生性如此。我也很沉默，大概是对生活的一种对峙。
那个夏天气温很高，房间没有空调没电扇，婆婆不怕热，早上也穿着长袖棉布衣服。我也不怕热，除了需要点着蚊香，电扇都不需要买。我从未见过婆婆的亲人来看望她，我也从未告诉任何朋友我在这陌生小镇。一个是满屋存满所有生活痕迹且不曾打扫的老人家，一个是想要删除所有过往痕迹的年轻人，我们像两个遗世独立的人，同居一室互不打扰也似乎毫无瓜葛，房间之外的世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彼此仅有的交流就是早上我上班出门、下班回来时互相点点头。不冷漠，不温暖，很自然。
除了单位、出租屋，我还有一个去处就是网吧。泡网吧的人大多是游戏爱好者，我偶尔也打打游戏，更多的时候是浏览网页。我泡网吧时一般会带着一个本子，走出网吧时，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几大页。有的是工作需要的资料，有的是一些毫无逻辑的句子。在网吧的日子很是自在，和在出租屋一样。唯一不足的是回出租屋时那一段漆黑的路和漆黑的楼梯。
有一天凌晨我从网吧出来，夏夜的风有些微凉，迎面两个若隐若现的影子逐渐接近，待我快速经过他们身边，隐约听见一人说：这人好像一个幽灵哦。我先是一愣，然后俯身看看自己的白色长裙突然想仰天长笑：原来我是一个幽灵！回到出租屋时，遇上停电。我看见婆婆手上举着蜡烛从洗手间慢慢走出来。我竟然有“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的即视感。我持黄卷，婆婆持青灯，两人合造一个画面……碰面也无话，我们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我对着房间自言自语：我们好像两个幽灵。
有这样的经历之后，那段漆黑的路我再也不用害怕了。你假想别人是幽灵，别人假想你是幽灵，都是黑夜的幽灵，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那个夏天天气很是奇怪，喜欢玩突然变脸。白天阳光炙热，夜晚大雨滂沱。经过两次被夜晚窗外飘雨侵袭的经历，我将唯一的行李箱挪动到靠里墙的角落。
一天傍晚，我走出房间，穿过热闹的街面，走到一片安静的墓地。雨突然下得很大，夏天衣薄也无可抵御大雨的行头，我全身很快被淋得湿透。我站在一块新坟边，新坟还没长草，相比周围的杂草丛生，没有墓碑的新坟显得更落寞……我醒来的时候脸上还挂着泪水，房间开着灯，婆婆坐在床边。只听见婆婆说：“你又做噩梦了。才二十几岁，还有的是机会。莫想了，好好睡，啊。”说完缓缓起身离开。我没有问失聪的婆婆怎么在雨夜里知道我做噩梦的，而且似乎她还知道我噩梦的内容。
那晚之后，我没再做过噩梦。
出租屋的秋天似乎来得更早一些。婆婆早早地穿起了冬衣，我也早早地加了一件外衣。我从网吧回来的时候，常常会听见婆婆房间里的咳嗽声。有时我会敲敲门，问婆婆要不要紧，婆婆通常都不太理我。
那个秋天，我走出小镇，给了自己一次旅行。我不动声色地跟着火车穿越可可西里，在拉萨转悠两天后再去林芝。在海拔5000多米的米拉雪山口，那个我最接近太阳的地方，氧气稀薄，呼啸的风冷漠得让人发指，像谁扼住了我的咽喉，越反击越窒息。
我只能妥协，缓缓下山，去往下一站。
旅行结束后，我回出租屋做了几件事。征得婆婆同意，我把客厅的家具重新归置了一下，把房间清扫了一遍；把窗台那个残破的花盆搬进室内，重新种上绿萝；买来蓝色窗帘，遮挡关闭不严的斑驳窗子，也想抵挡一些风雨。婆婆似乎对此很满意，还特地做了两个菜，让我陪她一起吃。
那年冬天快要结束的某个晚上，我被客厅执着的电话铃吵醒。那部红色电话机极少响起，不，应该是我第一次听见电话铃响。我起身去敲婆婆房间的门，没人应，推开门，婆婆不在。我只得拿起话筒，电话那头告诉我，房东婆婆走了，房子不出租了。我坐在客厅那个多处坍塌的沙发上，那个无风，无月，无雨的夜格外寂静。
婆婆走了。也许，这也是婆婆给自己的一次旅行，去往她的另一个春天。
所有的东西都在角落的行李箱里，像随时准备随我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