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杜甫诗歌中的自我身份认同转变（其一）
杜甫为历代学者、读书人称作“诗圣”，其诗亦被称为“诗史”，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与诗仙李白合称“李杜”，在千年奔腾的历史缩影中影响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然时人对他的了解却大多止步于诗歌中的“现实主义”、风格是“沉郁顿挫”的，而对于杜甫究竟因何形成此种诗风所知甚少。实则，在笔者看来，杜甫的诗歌走向最终沉淀的恢弘磅礴、沉郁顿挫乃是其晚年之时，而这种风格的逐渐转变与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诗人自身的认知条件脱不开关系，故而此篇主旨为概括诗人一生的大体经历，并在此基础之上梳理诗人思想的变迁——即杜甫于诗歌创作中所呈现出的自我身份认同之变。
一
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这一年正值唐睿宗太极元年，时逢盛唐。
杜甫上至远祖杜预曾做过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公事，封当阳县侯；传至其祖父杜审言一代时，虽不比祖上荣耀，但仍是官至膳部员外郎、修文馆直学士；其父杜闲曾在开元末任茺州司马，后调任奉天令。杜甫的出身，虽不说是名门贵族，但也算官家子弟，同时又恰逢盛唐时期，这使得杜甫拥有了一个优渥宽裕的少年时期，在此期间的诗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在极小的年龄便展示出了惊人的才华。如诗人曾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中回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也提及："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由此可见杜甫少年时期优越的家庭对其影响颇为之大。
杜甫于开元十八年（730）时曾游晋至郇瑕，次年南游吴越，过淮阳、扬州，经长江，饱览金陵、姑苏等地，随即又渡浙江。这一番游历长达四年，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诗人赴洛阳科考，未中。次年，诗人又开始了齐赵之游，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归洛阳，之后的三年，即天宝三载（744），诗人又同李白、高适二人同游梁宋之地，直至天宝五载（746）时方归西安。时年杜甫34岁。
这一时期的杜甫正值少年转变为青年之际，诗人前前后后长达十余年的游历使得他眼界开阔长远，而未经官场磨难、尚且一腔雄酬壮志的热情也是喷薄而出。如：作于科举落第后，赴齐赵之游中的《望岳》一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为千古传唱，极尽壮阔雄浑之词，可见此时的诗人虽然科考受挫，但仍不改其凌云之志，并且始终怀揣着自信坚定的热血情怀；于《壮游》中的回忆亦有：“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这时的诗人尚书生气傲，挥斥方遒，并且沿程家族传统，对入仕报国怀有极大热忱。
二
天宝五载（746），此时的唐王朝仍旧繁荣富贵，但表面的朝歌舞升之下，却暗藏了汹涌的暗潮。
唐玄宗当政期间朝廷骄侈淫佚之风愈发盛行，据《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六所记：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皇帝梨园弟子”。而至杨贵妃时期，则奢靡之风更胜一筹，《资治通鉴》中有载：“天下从风而靡，民间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
为政者的奢侈为整个朝廷埋下了走向倾颓式微的伏笔，而朝堂之上，以李林甫为首的一众官员更是排除异己、主掌朝廷大权。北宋史学家宋祁对其评曰：“性阴密，忍诛杀，不见喜怒。面柔令，初若可亲，既崖阱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由此可见，当时的唐朝其势之危。然杜甫却正于这时又一次开始了求仕之旅。
天宝五载（746），杜甫应唐玄宗制举，却因李林甫“野无遗贤”之说再一次仕途受挫。诗人却并未因此放弃，他一直向当时的权贵献作以求官职，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等，杜甫所赠之人之多，甚至到后期还有求助于大奸臣杨国忠之诗，可见诗人当时的确穷途末路、捉襟见肘。待至天宝十载（751），杜甫献《三大礼赋》极尽雄浑浩大之词谋求一官半职，然仍未果。适时，杜甫之父杜闲已逝世，杜甫优渥的经济一落千丈，终日“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常作宴集诗以求仕。正是在此期间，杜甫亲历了上层贵族之间的奢靡骄侈，曾经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的诗人在艰辛的生活、无法实现的信仰的双重打击中，开始了对朝廷社会、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怀疑，故而他写下了“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为诗人最初之变，是一个由“我”同上层贵族阶级之间的分裂。而至天宝十四载（755），诗人所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则体现了诗人的又一转变，若说“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一句是诗人自身辛酸苦痛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么“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一句，则是杜甫千年来为人所道的悲天悯人之精神的初次体现，这一刻的诗人想到的并非自己，而转变为向广大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同情关怀，往后诗人的仁爱思想逐渐丰腴深邃，皆起于此。这即是诗人将“我”转变成“我们”——一众底层百姓，将“我们”同“贵族阶级”之间的对立。
这一阶段，诗人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一众贬斥贵族、国家政策的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