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却总是干着与人打交道的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二零一五年高考结束，在故乡小县城里一个网吧做网管，给客人看看电脑、泡泡面、订外卖。早八到晚八，晚八到早八，十分枯燥。唯一的动力就是老板给的工资很高，三个月挣了近一个W。硬要说出唯二的动力就是老板特别护员工。哪怕是隔三差五就来照顾生意的老顾客，只要他们故意刁难、威胁员工，老板不惜彻底得罪他们也要给员工讨公道。
有朋友曾问我：“既然老板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我说：“大专也得上啊，有书读总比打工强啊！”
话是这么说，但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去读书不过是暂时躲避打工的辛酸泪而已。
在本该拼搏的年纪犯了懒癌，就要承受它带来的所有苦难。
于是，大专毕业之后，未能修炼出一技且无法凭文字挣到米的我，便在二零一八年迎来了第二份工作——KTV夜班服务员。
这份工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憋屈，反而是所有工作中同事相处最融洽，客人最友好的。在岗七个月仅遇到过两三个不好沟通的客人。月薪不到两千，是所有工作中最低的，但销售提成很高，香槟、套餐、会员卡等都可能算提成，卖力干的话一个月也能拿到三千多。
如果不是家里隔三差五就打电话过来叫我考公考编，我就不会在有机会晋升领班的关口辞职了。
在他们眼里，除了公务员、事业编、国企、大厂这四种工作以为，其他工作都是不光彩，甚至难以启齿的。即使嘴里说着工作不分高低贵贱。
所以，我的第三份工作就是家里人介绍的——某中心新媒体部见习记者——一份“有保障”的能见光的“好工作”。
这份工作恰好跟我喜爱的文字挂钩，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奔着在这个行业一直做下去为目的去的。如果没有发生那两件事的话。
二零二零年，我入职的第二个月新媒体部来了一名大学实习生，嘴巴甜、有文采、会做海报，刚来就跟办公室的老同事打成一片。
新同事第一次跟我出去采访就遇上了一场小火灾，却特别激动地指挥我进浓烟里拍照、采访第一目击者。我示意她控制一下眼角的鱼尾纹，但人家只顾着在黑烟里拍照了，丝毫没有读取到我的意思，反倒有嫌我没有立即行动起来的意思。
围观群众看在眼里，认为新人在幸灾乐祸，我还在一旁给她辩解，她却转头到编辑那儿委屈巴巴地告我黑状。编辑也不听我解释，第二天开晨会直接点名教育我不能摆老资格欺负新员工，那双严肃无比的眼睛容不得我有任何反驳。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从刚来俩月新人转变成了“老员工”。
可是上岗前说好的“三个月之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到了第六个月都没有兑现，手上的活儿还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急。不管我多么努力的干，熬夜写了多少稿子，掉了多少头发，领导都有理由不与我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就让我一直见习见习再见习。
这就是第二件事，也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我还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选择了自离，在家颓废了几个月之后独自驾车来到贵阳找了第四份工作——餐饮服务员。
这应该是我干得最久的一份工作，同时也是最憋屈最不快乐的一份工作。
这份憋屈和不快乐并非来自刁钻的客人，而是来自个别年幼的小同事，还是女生。
为什呢我要强调她们是女生？
因为她们完全颠覆了我二十七岁之前对“女性”这一群体的认识。
她们在背后辱骂其他同事所用的形容词，在现代已知的所有社交平台上都放不出来，具体是啥你们就自行猜测吧。而且，她们从来不会好好说话，不是阴阳怪气就是恶声恶气，一丁点儿不顺着就急眼，仿佛全世界都该她们的。
更要命的事是，我熬走了一个又来一个，熬走一个又来一个，搞得我每一天都身心疲惫。
在我看来，她们根本就不是去打工的，而是去故意给打工人制造怨气的。毕竟她们在本地有房有家人，吃穿住行什么都不用愁。
所以，我才会拼命地压制自己的气，又在“随时可能爆炸”的恐惧中惶惶度日。
当然，我最后还是选择自离了，再不自离就要疯掉了。
把最后一包行李装上车的一瞬间，我有一种终于解脱了的感觉，十分轻松。
但是，每当夜幕降临，她们带给我的怨气就会涌上来，怎么挡都挡不住。使我不得不去看心理医生。
罢了，再多说两句就成怨念文了，就这样吧。
我要开始第五份工作了。
加油加油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