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好，简单的四个字透露出生而为人的艰难。在人的一生中，无数次与疾病相遇、交锋，如果没有药物，人只有思想意义的存在。作为一个负责任、以人为本的公共机构，是不可能忽视对人自身健康的重视与保障。成立药物监管机构，不仅是维护政权正义性的必需，也是保障生存发展权的基石。然而，药物监管机构并不是随着政权的成立就当然存在的，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环境和条件的“刺激”与“应激”。
药品研究是一项历时长、成本高的作业，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会对某些疾病束手无策，不仅仅是我们对生物技术认知的有限，还有来自于成本与回报的权衡。如果一种疾病仅仅是少数人的灾难时，我们是否有义务去发现其规律，发明或采取相应的措施呢？康墨在《FDA风云史》的叙述中，客观地揭摆了药品研究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正如痛苦的不是我们所经历的，而是我们在经历中所无法回避的反思。
药品领域的阴谋，并不比其它领域要少，影响更微，结论恰恰是相反，它会带来身处其中的人，无法扼止的情绪波动，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药物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但至少希望它不再创造新的矛盾，让大家觉得我们作为物质存在，是没有过错的，否则，再好的药，也只能医治生理之疾病。
FDA之所以大名鼎鼎，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充分体现了生存发展权与政治权利的融合与碰撞。药品从实验室阶段走向寻常巷陌，通常是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计量，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都会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改变，作为药物研究者，是否还能在时过境迁的过程中保坚定初心，知道为什么要出发，向哪儿进发，已经成为FDA执政中的两难选择。诚然，康墨在《FDA风云史》中没有告诉我们准确的、值得公认、信服的答案，但是有了问题意识，或许离问题的全面、真正解决并不久远了。
基于对国内医药界无能的愤怒，谈及FDA，可能回避一些显而易见的风险，但同时也造成对于某些敏感问题绕着走，总是在叙述中隔靴搔痒，无济于事。能不能将FDA一些成型的做法与经验，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在国内操作呢，理论上可以，实践上很难。步步为营、久久为功的药品立法，对于异国他乡的同类问题，需要的是有意义的修正适用，就像我们打开窗户，新鲜空气流通的同时也难免有灰尘的交换，甚至是蚊子、苍蝇的见缝插针！诚然，国情的差异会造成水土不服，但至少我们要知道，对于同样的难题，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只是我们太容易陷于盲目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