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我们几个不得不组成了第三拨，也开始玩玻璃球、摔三角。我认为游戏的核心吸引力不外乎输赢，如果想游戏刺激好玩，这就需要好的规则以及对输家的救助，保证游戏可持续性。但刘姓孩子组成游戏圈不怎么讲规则，经常出现强者耍赖，

“你耍赖，球根本没进坑，你吹进去的”，

“小明你在一边看着的，我只是吐了口痰.......。”

而我则正好充当了我们这一拨的裁判和最没人愿意做的输家。游戏往往进行不到一半我就输的精光被迫出局，然后就开始挂在游戏的脚本边缘扮演裁判，但我一直是一个公正的“见证者”，甚至从没偏袒过我的同桌，反而我经常偏向输家，因为我不希望看到游戏的破局。慢慢的我成为小有名气的裁判，而且拉拢到刘姓孩子的游戏圈的伙伴加入到我们这拨来，他们那一拨到后面几乎要破局了，这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完蛋是一样的逻辑，戏谑的假设一下，如果斯大林也能够玩过这种游戏，估计他的决策会好很多。但斯大林也有他的道理，人在江湖，有些竞争甚至斗争并不能捂住耳朵和眼睛就可以躲过去。

终于有一天冲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刘姓孩子王站到我们的场地中间“这个场地是我们之前玩的，你们给我让开！”当时我们慒住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拒绝。但我还是本能的说了一句“别动我的球”，但刘姓孩子王一脚把我们的玻璃球踢开，恰好这时候上课的铃声响了，还是那种原始而古典的“铛铛”铜铃声呢，这正好给了我们暂时屈服和退缩的余地。那节课堂上我在一直衡量是向老师投诉还是屈服，还是对抗。就在我犹豫时，小康忍不住地问：

“我们还能在那玩吗？”这种暗含着责任和期望的问题，激起了我充当英雄的雄心。

“去，那是我们占的地方。”

一下课，我就飞快的跑出去站在那块场地中间，像一个英雄一样等待决斗，其实那时候我们的校园就一个砖墙围起来的，有时候还要拔草的院子，院子没有硬化，没有任何可玩的设施。

刘姓孩子王跑过来“让开，再不让开我打你了！”

“你应该让开，这是我们一直玩的地方”。他一把推了我一个趔趄，我立马扑上去，我们扭打在地上，最后他骑在我身上，按着我的脖子，我撑住他的脖子，我们僵持着。一旦开打胆怯少了很多，所以说行动是治愈胆怯的良法。不知道这时候谁通知了老师，那个漂亮的老师姐姐大声呵斥“你们给我松手起来”。反正最后我们出现在是校长的办公室，校长一顿训斥，知道原因后，他让那个刘姓孩子王站到教室外面“站堂”。但校长也没有说谁该合法的拥有场地，似乎他忘记了这个事情。

放学后大家都在窃窃议论这件事情，我一下子“走红”了，但这时候我那第三拨的伙伴除了我的同桌，其他的同学反而都和我保持距离了，乖孩子们往往没有惹事上身的勇气。所以有时候雪中送炭的问题靠好人是靠不住的，好人更喜欢锦上添花的事情。

“你过去的时候别碰我，如果碰我......”

放学后，刘姓孩子王像一个“大”字，更确切的说是一个“太”字站在教室的过道，挡住不让我过，好多学生在一旁瞩目着。

我愣了一下，当时的想法是“不能丢人”，我把书包往后一甩，一闷头猛冲过去，他和课桌几乎都要撞倒下去。我挤过去一个飞跑到那个场地上，把那里球坑和划线全部踢坏

“狗日的，你就别想玩”

或许是慑于事情闹大老师的介入或许慑于我的鱼死网破的精神，刘姓孩子居然没有跟出来和我决斗。日后刘姓孩子陆陆续续挑衅我几次，虽然每次我多少受点损伤，但我依然没有屈服。这就是上学后的第一场打架，我想是我先把自己的胆怯打败了。这场架帮我赢得了一点自信，更为重要的是赢得了瞩目，这为日后我成为第三拨的核心成员提供了威信基础。

我带领他们搞爬树比赛、搞土疙瘩战，甚至发起与二年级的战马游戏比赛，战马其实就是一个娃背着另一个娃组成战马，双方看谁能把对方战马组合击溃。游戏对一个孩子的社会智商的成长作用远超过学习，我们在战马游戏中把自己幻想成武侠剧的英雄，把队友想象成同帮派的兄弟，我们渴望成为最厉害的帮派，以现在眼光看这游戏背后其实就是在玩如何领导、如何团结、如何协作。正是在同高年级战马比赛把班里的三拨人马团结了起来，包括刘姓孩子王，刘姓孩子王甚至在战马游戏中为我们班级挣到最多的荣誉。这种集体荣誉感是不失为感化一个熊孩子最好的方法。

现在再来总结的话，避免内斗最好的方法就是转移内部矛盾到外部，或者叫提高斗争的格局。在第期末考试前，尚不懂得什么是学习比赛时，我们是如此的快乐，如此的潇洒。当考试来临，学习比赛开始的时候开体验到这种竞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