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乐学书院之学妹读经
一字一句读《论语》第429天
原文阅读：
18.8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译文讲解：
隐逸于世间的贤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是“被迫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经过考虑，也就是这样子吧。”
又说虞仲、夷逸“过着隐居的生活，说话则放言高论，能洁身自爱，弃官不做是因为权变。”“我却同这些人不同，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
启发思考：
逸”同“佚”，此所谓“逸民”是隐逸的高尚的人。这里，孔子评价了七个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伯夷、叔齐的故事，前面学过多次了，孔子说他俩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是完全不妥协的，以至于饿死，也不降志辱身。
柳下惠和少连，是能妥协的，能降志辱身。柳下惠三次被罢黜，他也不在乎，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是，他不放弃自己做事的原则，我来，就按我的原则来，不按我的原则，我就去。所以孔子说他出言必合乎伦理，行事必考虑恰当。少连的事迹不太清楚，只在《礼记・杂记》中出现过，孔子说：“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虞仲和夷逸，隐居放言，隐居起来，自然行不必中其虑，怎么做都行；言不必中其伦，说什么也无所谓。隐居，独善其身，其然身中清，身体合乎清廉；废中权，废弃自己，也是他们的一种权衡。虞仲和夷逸的具体事迹，没有看到资料留存。我们就不管他们是谁了，隐居自废，无言无行，后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来头，这更符合他们的形象吧。
孔子接着说自己：“我呀，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我是无可无不可，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前面遇到四位无名隐士，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这里孔子再列举七位先贤逸民，做了一个总结。三类逸民都是遁世者，但心迹各有不同。伯夷、叔齐能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自是冰清玉洁，士林仰望，但未免守道过峻，难以应世，故圣人不为；柳下惠、少连虽降志辱身，实非枉道事人，而能中伦中虑，故夫子许之；虞仲、夷逸也能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其隐居放言，属于权变，仅为自保，境界格调不及伯夷、叔齐。
夫子表明，自己理解他们对世道的态度，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如何选择“仕与不仕”，我是无可无不可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夫子自己没有进一步说明，但孟子有一个评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进一步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这就叫无可无不可。
实际上，孔子陈述的自己在不同境遇间的选择，是以柔韧之生存智慧与严苛之社会现实相周旋，权变是以保证内心的纯粹与个体的存在为基本条件，不为时势所左右而丧失了根本理想和目标。 孔子自述“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不是没有原则，其进退出处，皆以实现天下有道为目标，其他则看环境条件而定，这也正是中庸的境界。
这种理念贯穿孔子思想并在《论语》中屡次提及。《论语·子罕》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里仁》曰：“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颜渊》：“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和儒家的这种包容宽大的处世情怀，豁达随缘的生存态度，和而不同的兼容思想，正是能够帮助我们逐步成人乃至达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