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雍正王朝》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权谋桥段，大将军年羹尧通过“制造可控危机”来扳倒富宁安，夺取西北大军指挥权的过程，堪称一次教科书式的政治操作。
稍微介绍一下背景，作为雍正嫡系心腹的年羹尧，在雍正登基后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帅西北二十三万大军；但西北大军中势力派系众多，以富宁安为代表的“旧八爷党”老将领们，更是仗着自身长期治军的资历公然抗命；同时，受限于缺乏军功和军队内部根基，年羹尧想要统帅隶属于不同势力范围下的二十三万兵马，齐心合力的平定叛乱，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那么年羹尧，是否可以直接参奏富宁安抗命？效果不佳，因为富宁安也有自己的理由和靠山；是否可以以违抗军令为由，砍了富宁安？更是不妥，这样容易倒逼富宁安发动以“主帅乱下军令”为由的军变。于是，年羹尧设计了一个更为精妙的圈套。
年羹尧的战略核心是“让他犯错，而且是要犯一个大错”，既然富宁安主张“速胜论”，想要尽快战略决战，那就放任他去乱打。年羹尧只需要控制好富宁安的粮草辎重供应，同时一方面可以知情不报，让富宁安孤军深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坐视富宁安被敌军合围，而不去支援，只要等到了富宁安兵败的那天，那就是你失去“话语权”和被我“祭旗”时刻的到来。
当富宁安大败、最狼狈的时候，年羹尧果断出手，向上严厉弹劾富宁安 “不听调度，轻敌冒进”，将富宁安战败的惨状如实汇报，强调因其行为导致战局陷入被动，损兵折将，罪无可赦。在坐实了富宁安的罪名之后，年羹尧才“名正言顺”地出动自己的部队，出兵解了富宁安之围，并顺理成章地在全军面前射杀“不听军令”的富宁安，彻底掌控军队的控制权。
这种通过“制造可控危机”来迫使他人改变行为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放任”，借危机重构权力格局。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主动制造或放任小规模损失，换取长期行为模式的扭转，本质是“以小损避大害，以短期代价换长期主动权”。
现在再回到那个问题，你怎么改变家人不良行为，彻底扭转“道理他都懂，但就是不改”的困境。比如家人很喜欢把手机随便放在地上，那你就装作不小心踢他手机两脚，如果有机会最好引导他自己或者外人踩到他手机上，腹黑点的话，直接SIM卡也给他干废掉，前提是一切都是自然发生、自然结果，让他尽享一周没有手机用的痛楚，然后不要忘了，一定要反复揭他伤疤，阴阳两句“这手机怎么放在地上啊？”。或者有家人用完电吹风机，总是喜欢不断电放床上，反复劝说他也不听，那干脆找一个全家汇聚一堂、阖家欢乐的日子，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引发一场可控的假“火灾”，弄点烟雾出来，或者直接网上买个模仿烧焦味道的魔术道具；接下来，惊动所有人一起到案发现场，然后迅速扑灭——接下来，众人一起讨贼，高举“安全用电大旗”，强调“幸好这次发现的早”否则后患无穷，保证一次性让他改掉坏毛病。
同样，在职场中，遇到头铁十分不配合的同事，也可以放任他出现“可控危机”，当然如果足够腹黑，可以主动引导这场危机的发生，并让这场危机暴露在众人面前——此时你提出整改或者换人的要求，反而在道德上处于主动地位，坐实“受害者”和“好心劝说者”立场，并借机建立新规则。
相比起苦口婆心的劝导，“可控危机”有时是非常有效的解围智慧。因为口头劝导依赖语言传递，本身的认知过程过于抽象，但人脑对未发生的负面事件存在乐观偏见，会低估发生概率。只有可控危机通过制造真实损失（如手机碎裂、床单烧焦），将抽象风险转化为感官可感知的创伤体验，迫使对方直面“漠视规则的代价”，从而打破认知麻木。真正的智慧，在于认清代价的必要性与有限性，为了全局利益牺牲局部利益，毕竟，撞了南墙才会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