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那天，我兴冲冲地赶回家，却不见爸爸的影子（爸爸已经被带走），只见家里有许多陌生的面孔，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看家里，我惊呆了：房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书籍杂物，有几个老太太在那儿指手画脚，表现着他们彻底的革命性，那些四书五经等“禁书”无一幸免，都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一会儿，一个人翻出爸爸发明生产的尼龙胶，立刻质问道：这是什么？姐姐说：是我爸的试验产品。“哼，还搞发明创造呢，野心不小啊，哈哈哈”
听着这刺耳的声音，我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不解，一会儿，有个人翻箱倒柜，找到了一把宝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如获至宝，那是阎锡山的教官郝学儒先生（也是父亲的启蒙老师）赠送给父亲的一把七星宝剑，上面刻有“猴拳”二字和七个星星，拿在手中，沉甸甸的，父亲周日经常带我去公园，父亲挥舞宝剑，我背着剑鞘在一旁观赏，对年幼的我来说，真是一桩赏心乐事，据说，这把宝剑还能辟邪，放在婴儿枕边，能让哭闹不止的婴儿拥有一夜安眠。
可是，现在，这件宝物也未能幸免，落到这帮人手里了，还听他们问道：这是什么？还私藏武器？妈妈说：是锻炼身体用的，他们又问：杀过人吗？我真想说：杀过猪！然后，宝剑就这样被他们装入麻袋里，连同那些书籍物品都带走了。
哎！爸爸十八岁入党，23岁当工程师，以厂为家，以家为店，为什么会遭受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呢？这不是抄家吗？残酷的现实就摆在我面前，我愕然了。
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仿佛也一夜之间长大了，我与妈妈相依为命，度过了四年艰苦孤独的生活。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工资当然一分不发，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了。妈妈体弱多病，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最小，全家只靠妈妈的30多元钱工资维持生活，那时大姐考上了大专，二姐送回了山东青岛老家，哥哥在姥姥家，我从姥姥家搬回妈妈这里和她作伴，我们一年365天，只有过年时才能去姥姥家吃上一次肉，一次饺子，没钱买菜，只好低着头，去菜市场拣点菜叶充饥，邻居一位好心的大爷看我们孤苦伶仃，偶尔趁他家人不备，偷偷塞给我们一些咸菜，我们就在怜悯和轻蔑中接过施舍，同时也感觉失去了人最宝贵的志气和尊严。
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是我们从不抱怨，一次妈妈给我煮了荷包蛋，我把它悄悄藏到妈妈的碗底；要喝水得从半里地外去拉，我每次看到家里的水缸快空了，就拉着小车去接水；为了省下点买干粮的钱，我上小学就学会了和面、炒菜，当妈妈吃到我亲手做的面条时，心里盛满了阳光。
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晚上，妈妈才吃了点东西，就肚子难受起来，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到了后半夜，实在坚持不住了，我着急的说：妈妈，我去姥姥家叫人吧！那时才凌晨4点，也没有电话，我顾不得寒冷和害怕，一路上不停地跑着，不觉得累，心里只想着救妈妈，脚下就催促自己：快点再快点！半小时后，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5-6里地外的姥姥家，叫姥爷哥哥他们来帮忙……
后来妈妈被送到医院，得到了及时抢救，妈妈夸我救了她，妈妈，您为我们操碎了心，做女儿的，为您做点事还不是应该的。
生活上的苦难我尚能忍受，而精神上的侮辱却使我不堪回首。有时妈妈怕我在外面被人欺负，就把我锁在家里，那天，我正在家里学习，听见外面乱哄哄的，像是一群小孩，只听为首的“小闯将”小红说：狗崽子，你出来！他们一定是看到门外的锁子才这样肆无忌惮地围攻我的。我躲着不敢出声，可他们仍不罢休，我忍不住了，突然灵机一动，摘下一幅我的三好生奖状，挂在窗玻璃上，作为无声的抗议，外面安静了一会，又听到那个小红说话了：哼！还不知从哪儿捡的，跑这儿冒充来了。接着就又开始了攻击，有人还朝我家门上扔土块，我的挣扎无济于事了，只有趴在床上失声痛哭......
我痛苦地问自己：难道我做错什么了？我是个坏小孩吗？我在班里是学习委员，每次考试前三名，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欺负我？没有人能回答我，没有人帮助我脱离苦海，我只有拼命学习考第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虽然过得很苦，但我从没有申请过助学金，一年内就获得了7次奖励，学校每次表彰都有我，虽然奖品微不足道，不过是一支自动铅笔、一本笔记本，半年订《语文报》的资格，最大的是一个文具盒，但这样的荣誉给我带来的却是无法言传的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