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通过王阳明与学生之间的书信往来和学生记录的他的语录，我们可以了解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又被称为“心学”，他认为“心外无物”，所有知觉、起心动念便是心，强调主体意识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心”的作用必有相应的物，比如“心”作用于读书，读书就是一物；“心”作用于校对书稿，校对书稿就是一物。他主张“心即理”，天下没有心外之理，“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要在“心上做功夫”。王阳明的“心学”跟唯心主义是不一样的，“圣人之学，心学也”，他的“心学”是圣人之学，以纲常道德、天理为基本内容，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是人心邪正，其归宿是恢复人心所共有的道德本心。我认为，这就是与人为善的心，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心。
王阳明将“致良知”作为他的学问的宗旨，反复讲论。他所讲的良知为“是非之心”，是人们行为所依据的内在的道德原则和天理。他认为致良知可统合《大学》的格物、诚意、正心，他说：“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顾、我，便是正心。”（《传习录》中卷《答聂文蔚》）例如，让父母冬温夏凉、奉养适宜的想法，就是意；奉养适宜，并且在做的时候感到愉快，没有欺骗自己，才叫诚意；把有关奉养适宜的知识加以贯彻，切实做到了奉养适宜，才叫致知；对于奉养的事，必须按照良知所知道的方法去实行，没有任何不足，然后才可以叫格物。奉养这个“物”“格”了，奉养的“良知”才算是“致”了，致了那知道奉养的良知，而后奉养的“意”才能“诚”。《大学》中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之说。他认为，人应该在事上磨练才能站得住，才能做到“静亦定，动亦定”。若只在静中修行，而“不用克己功夫”，则一遇到事就会慌乱，便站不住脚跟。这与我们在事情中锻炼为人民服务的心是一样的道理，比如在编书时，不能因为作者交稿迟而埋怨，也不能因为排版出错而发火；不能因为不喜欢领导派的任务而应付了事，也不能因为自己的书稿多，而将部分书稿完全交给校对处理。工作中有很多私欲，只有自己知道，应该用心地审查与克制，这便是“致良知”的功夫。
在读《传习录》之前，我常常认为，有些道理自己知道，只是做不到。生活中也不少人跟我一样是“知而不行”的，我们总觉得，知与行之间有距离，甚至还用“知与行之间隔着太平洋”来为自己开脱为什么知道而做不到。王阳明却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传习录》上卷《徐爱录》）他认为，知与行是一致的，做不到是因为未曾真知。他强调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卷《黄以方录》）当人们说某人知孝悌时，一定是这个人做了孝悌的行为，才称他知孝悌，而不只是因为他晓得说一些孝悌的话，便称他知孝悌。再比如痛，一定是自己痛了才知道痛。由此看来，如果我们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行动还不够，那是因为只知概念、未知本质，还需要加强学习、着实践行，在践行中明白其深刻的内涵，这也是“致良知”的功夫。
王阳明说：“良知二字，一讲便明，谁不知得？若欲见良知，却谁能见得？” “良知即是天理”，又如《易经》中所说的“变动不居……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因此“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传习录》下卷《黄以方录》）可见，致良知是圣人之学。致良知，就是存天理、去私欲。王阳明所说的私欲涵盖的范围很广，议论是非、责备他人、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养生之念、求静之心等都是私欲。人的私欲就像地上的灰尘，一天不打扫，便又有一层。因此，需在工作、生活中日日修行，每日反省：有没出现私欲？有没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王阳明先生的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对我而言，学习王阳明的思想，就是传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