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扇上了锁的铁门在我身后关闭的时候，我便知道，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离奇生活即将上演。

办好住院手续，来到病区门口，先是被带到一个名叫“访谈室”的房间里，被主治医生询问病情和过往经历。

“你从哪里毕业的？”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紧张，想要先寒暄几句。“北师大。”我回答。“哦，很好的学校啊。”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我突然很想念师大，想念大猫老师，又觉得被关进这里满是委屈，我用力咬住嘴唇，可眼泪还是滴答滴答掉下来。一旁的护士姐姐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纸巾递给我，然后离开。一个多小时的问话，我全程都在流眼泪。我真的很想让眼泪停下来，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它就是停不了。

“你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是在什么时候？”“你实施了吗？”“你第一次伤害自己是因为什么？”面对医生一连串的问题，我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我突然发现那些记忆变得久远、模糊。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可是，当我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它们却狡黠地躲避起来，不让我捕捉到一丝痕迹。是的，我害怕回忆那些事情，遗忘，也许是一种保护吧。

虽然是开放病房，但外出依然困难且麻烦，需要写假条说明外出原因，然后家属过来签字，还要经过医生的批准，方可在规定时间内到病区外面活动。在这里，会得到医生护士事无巨细的照顾，也许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人都不具备基本的生活能力，或者，不愿意具备这样的能力吧。

同病房有一位健谈的阿姨，还有一个不爱言语的姐姐。阿姨的健谈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我喜欢安静，在病房里更是不愿说话。可阿姨常常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因为她用的是方言，所以常常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

“#%^*+&”

“阿姨，您说啥？”

“*+=》%#”

“哦哦嗯嗯......”（其实没听懂）

阿姨问了我的基本情况，然后在走廊里逢人便说：“她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当老师的。”我.............

但阿姨很热情，有一副好心肠。她见我重感冒，流着鼻涕哑着嗓子蜷缩在床上，便过来关切地问我的情况，甚至还替我问护士姐姐能否同时服用感冒药和抗抑郁药。早上我因为贪睡错过了早饭，她便告诉我食堂订餐的电话，叮嘱我一定要按时吃饭。

阿姨是因为睡眠障碍住进医院的。她服用安眠药长达十年之久，对药物的依赖让她痛苦不堪。晚上她去另一个房间做睡眠监测，第二天一大早便回到病房，对着睡眼惺忪的我吐槽：“又失败了！我凌晨四点还没睡着！气得我把仪器都拔了！”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嗯嗯啊啊地应着，只觉得一阵凄凉之感从心底渐渐浮现上来。

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是家属探视时间，每到这个时候，团体活动室便热闹了起来。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天，说说近况，家属也会给病人带来一些零食，然后被病人很快分发给大家。我恍惚间觉得，这里的每一个“病人”，其实看上去都无比“正常”，每个人都在默默努力着与那个无形的死神抗争，彼此温暖，给予力量。

晚上值班护士来敲我房间的门，把我叫到团体活动室，美其名曰脑功能监测，可在我看来不过就是戴着一个中空的奇怪帽子被敲脑袋。我一边想着会不会越敲越傻，一边听着周围的人群聊天。他们大概是住院很久的病人，彼此之间比较熟识，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吃零食、谈笑风生。

“诶我说过这话吗？”

“你又忘了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猛烈的笑声，原因只是因为一个病人又忘记了事情。在这里，你的任何“问题”都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大家都一样，彼此用最大的努力把伤痛变为笑料，以无尽的笑声掩盖内心的巨大悲凉。

入院第一天，我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哭泣。不知道是因为难过、委屈、害怕还是其它。医生问我问题，我在哭；病人家属拉住我说话，我在哭；护士姐姐过来关心我，我在哭......泪水的闸门被打开，眼睛在泄洪。

晚上，当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好好打量一下周围的环境。灯光昏黄的走廊，两侧各有四个房间，其中一间是护士站，另外七间是病房。厚重的铁门是锁死的，有人出入需要护士拿钥匙开门。透过门缝，可以看见外面窄窄的电梯、窄窄的房门，窄窄的桌椅。电子设备必须放到统一的地方充电；洗澡有固定的时间，需要找护士用钥匙打开浴室的门；吃饭是食堂师傅送餐到病区，然后大家排队领餐。第一天，我便因为早上睡过了领餐时间而与早饭失之交臂。病房里有三张单人床，白色的床单和碎花的被子，对面是一扇小小的加了护栏的窗。平日里，如果没有得到护士的允许，我们与外界的连通，便只剩下这一扇窗。不知道是谁在窗上挂了一个捕梦网，时间大概很久了，捕梦网上落满了灰尘。不知道当他/她把捕梦网挂在窗口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又是怎样期待自己一夜安眠的。

临睡前，护士来送药，一定要亲眼看着我把药吃下去才罢休。小小的透明的袋子，里面是蓝色的药片。玻璃药瓶是不能被留在病房里的，需要让护士带走。临走前，他特意叮嘱我：“晚上睡觉要穿好睡衣啊，半夜我们会用手电查房。” okay.........

初来乍到，入住安定医院的第一天，伴随着我的鼻塞咳嗽发烧和我的眼泪，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