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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滦县师范学校，简称滦师。我曾在这所学校就读一年。
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因为我原来上的私立奋斗中学 （从北京） 搬迁去绥远（原建省，1954年撤销，现归属内蒙），又正是寒假，刚巧赶上滦师来京招生，便以备取第二名被通知可以入学了。这次从北京共招了62人（录取60，加上备取2名），大概按成绩，我是最后一名了。可能有几人考上了并没去 报到，所以连上我这 备取生也就五十几人。我本以为给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同学单分一个班呢，到了学校看了分班名单才知道，师一（即师范一年级，相当于高中一年级）一共分四个班，每班50人左右，北京来的五十几人分别被安插到四个班里。虽然不在一个班上课，但一开始，接触多的还是一起从北京来的，尤其是女生。我在1班（师一1），同一个班里的，现在能记得起名字的有徐磊楠、李淑、崔凤芝 、刘兆英------男生就一个也记不起来了。
在滦师，我只读了一年。一年中经历的 大大小小的事儿不少，现就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几件事记在下面。
学校有个腰鼓队，我到校不久就参加到这个课外活动队伍里了。这个课外组织大概有三十多人，由学生会直接领导。
因为在去滦师前，我曾在京考过华大三部（据说那就是总政文工团的前身）。经过测试，我被录取了。但口试时因年龄不够（我当时还不到16岁，人家招收18岁以上的），又被刷下来了；不过也算在文工团里待了几天。文工团也有个腰鼓队，我曾看过他们练习，那“咚巴——咚巴”的鼓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新学期各课外活动组织招收新成员时，我就报名参加了腰鼓队。
据说师一的新生报了不少，被挑上的没几个，女生就我和刘兆英俩。队长叫侯天明，是师三（相当于高三）的，一个高高瘦瘦却很精神的男生。
那年正是抗美援朝的第一年，学校经常接到任务，下乡去搞宣传。为了不耽误课，外出宣传一般都安排在星期天。宣传地点多是县城周围的村镇。整个宣传活动是根据中心任务安排的，我们学校多次被分派到几个较远的村镇。
每次接到任务，校领导就把师生分编为几个小分队；有腰鼓队的一拨总是去最大的镇子，有时甚至是几个村子联合的赶大集的地方。因为这样聚集的人多，宣传面广，效果也会更好些。农村的集市都早，我们也就早早集合出发了。
滦师的腰鼓队在那一带还真是小有名气呢！宣传队伍从学校一出发，腰鼓便打了起来。学校在北关，老乡们听到声音便循声而来，有不少群众就跟在队伍后面，一直追着跟到我们要去的那个村。我们从校门出发后一路走一路打，走出一两里地，便是旷野荒郊了。指挥的大镲给出一个信号，鼓声便齐刷刷停下来，这是给我们的休息时间。等队伍快走到集镇或进村时，再给一个“起始”的信号，鼓声便一下子又响起来。
腰鼓队的任务主要是打开场子。队伍来到目的地时，比我们更早出发的先遣队已先在这里找好了一块合适的地方。这时腰鼓队便由竖行编队，以随打鼓随转圈的形式“打”出一个不小的圆场。围好了这个圆圈后，还要原地敲打上七、八分钟，等老乡们聚集得差不多了，鼓声才停息下来，宣传便开始了。
那时的宣传形式有快板、小合唱、街头秧歌剧等。文艺节目表演过后，一般由学校领导出面，做一次有关当前形势的简短演说，这才是此次活动的重点。当然，前面的文艺节目也都是围绕（每次的）中心任务自编自演的。
当年的滦师是方圆百里的最高学府，在冀东一带也算名校了。又因为是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所以对音、体、美、劳（劳作，即手工制作）这几科当时被称作“小四门”的课程比较重视；这几科的老师也个个都是独当一面、专业水平很高的能手。
音乐老师姓吴，外号叫吴BASS（贝司），大概因为他是位出色的男低音吧。在他的指导下，学校有合唱团、管弦乐队和国乐队，那真是一支支训练有素的业余演出队伍。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腰鼓队可就完全是“自学成才”了。
前面说的配合政治任务搞宣传，主要是打出场子就行的最简单“表演”，顶多每次出发前提前个半小时、一小时集合，说说任务，再提提要求——诸如行进时打什么鼓点、围场子时换什么花样，也就算准备好了。腰鼓队的重头戏不是在广场，而是在舞台演出。
五十年代初，一般中小县城还没有什么公共娱乐场所，这所师范学校的大礼堂就是群众经常光顾的娱乐中心了。每到节假日，县政府或教育部门经常会布置任务，为配合当时政治形势搞义演晚会。有时是整场大型歌剧，如《王秀鸾》《赤叶河》等；有时就是几个或长或短的说唱曲艺节目。而每次节目开始前，都先由腰鼓队上场，开这晚会的“第一炮”。
滦师的礼堂很大。为扩大宣传效果，每次有任务都先贴出海报。其实群众并不管你宣传的是什么，主要是看节目、看表演。
这种晚会一般安排在周六。星期六上午上半天正课，下午各个有任务的文娱社团就抓紧这半天练习或彩排。从午饭后，四邻八乡的老百姓就搭帮结伙往学校赶。大礼堂里一排排木板条长凳，没有靠背，当然更没有对号入座这一说；早来的先占下前面的好座位。兴致高时，同村几个人留一个在座位上看着，其他人各在座位上放点诸如帽子、包头巾之类的物件，算是告诉后来者这里有人了。然后便说笑着走出礼堂，满校园追着寻找排练节目的场地去了。
小节目人不多，找个不显眼的角落就能练习，也会少受点干扰；像腰鼓队的演练，真是没地儿藏、没处躲。大镲一响，鼓声咚咚，你这儿刚开始没几分钟，那不请自来的观众就围了一圈又一圈。
我们腰鼓队里女生并不多，尤其是舞台演出，一共八个人——六个男生、两个女生。在舞台上走队形时都分成两队，每队四人：前面一个女生，后面仨男生。一般没有特殊情况，老是我和刘兆英两个女生在前面（领队）。
别看那是刚解放的五十年代初，各方面条件还十分困难，可我们腰鼓队的服装还真整齐，也很像那么回事儿：本色白土布的对襟褂子，紫花布的裤子——这“紫花”可不是紫色，而是土黄色，是由一种特殊的棉花纺成纱织成的布；由于棉桃本身就是黄颜色，不用加工染色。据说早年间黄色是皇家专用之色，为避讳“黄”字，便把这种棉花叫“紫花”。
腰鼓两端各有一个铜套环，系上一条宽宽的大红布带子，斜肩挎上后，再用带子在腰间体侧扎一个大蝴蝶结；脑袋上还扎一块雪白的羊肚手巾（毛巾）。这副打扮，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看一眼，准会笑掉大牙，说“一群老土！”可在当时，这一套装束还真神气、真漂亮呢！
记得有一次是抗美援朝中心宣传日。晚会一开始，主持会的学生会干部，甚或是体育老师，拿着大喇叭喊，或使劲吹哨子，可会场就是静不下来。先占了地儿又出去看热闹的，有的回到礼堂发现座位被别人抢了；有的是后来者找不到合适地儿的——你看吧：抱着小的、拉着大的，前呼后喊一通乱转悠；那边几个小伙子爬上窗户，只听“喀嚓——”一声，挤碎了玻璃；这边几位小脚老太太找不着座儿，干脆从舞台侧面的小台阶一扭一扭地上去，进了后台，大模大样来到侧幕旁，把自带的小马扎一摆，就稳稳当当地坐在舞台旁边了——这可真乱！
平时全校五、六百人已差不多坐满的大礼堂，一下子来了千十口子，这秩序还真不好维持！
这时只见校长大人亲自到后台找到我们队长侯天明，指示他别等“开场白”了。侯队长听命，只好让我们这刚化好妆的八个人站在后台的左右出口做好准备。只见队长手上的两“扇”大铜镲“嚓——嚓——嚓——”地上下对擦了三下，“咚巴——咚巴——咚咚巴咚巴”，八名队员敲着整齐的鼓点上场了。镲声指挥着我们先在台上走出椭圆形的圈子，然后按“八”字形分列两边，再变换花样。
因为舞台演出是我们自己琢磨的，台面小，还得打得响亮、走得整齐。虽说在下面已练过多次，但一上场，我们每个人都很紧张。尤其我和刘兆英是两边各队打头的，生怕听错了镲、带错了队——每当拐弯或变队形时，我都和兆英用眼神互相提示，也互相鼓劲儿。
七、八个花样打过去了，心里也慢慢平静下来。在两队穿插走“8”字形行进时，我刚好走到台的正中央，眼睛不由得向台下望了一眼——哇，黑压压的一片！这才觉得有上千双眼睛在看着我们哪！
忽听最前排坐着的两个小媳妇，手指着台上说：“前头那俩是丫头！”声音不大，可我听得真真儿的。我差点没乐出声儿来。
这时，“嚓——嚓——嚓——”指挥的大镲发出了停止的命令。一连四小节的“咚巴—咚巴—咚咚巴咚巴”之后，鼓声戛然而止。八名队员脚站丁字步、全身挺立；左右手执鼓槌的位置，连带面部表情都那么一致，真像雕塑高手的得意之作。直等大幕合上，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正伴着掌声往后台走，迎面走来的学生会主席直冲我们伸大拇指。他对我们的侯队长说：“你们这八面小鼓可真立了大功了！”原来他用大喇叭喊了半天，体育老师又吹哨又嚷地“维持”了好一会儿，底下就是静不下来；据说侯天明的三声大镲和八面小鼓咚咚一响，全场马上鸦雀无声。
说着，大幕又拉开，他便赶快走到台中央——这回该轮到他那个开场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