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较为成功的作品，一定是充满矛盾的集合体，因为只有矛盾才会让人深思。
01
第一个矛盾就是剧中程勇在面对法律界限和自我生存时的心理斗争。
影片开头讲述了穷困潦倒的程勇因为家暴妻子离婚，儿子要出国，父亲重病，捉襟见肘，只能靠卖一些劣质的保健品为生。影片之初塑造这样一个形象其实无形中就给了观众一个一事无成中年男人的印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吕受益那里了解到当前国内慢性白血病其实是有一种叫格列宁的药可以维持生命，只是国内的正版药价格过高，普通病人难以承担，而印度生产此种药物的副版却很便宜并且药效不差。但是印度药属于非法药物，只能通过走私进入大陆。
在面对老父亲危在旦夕的生命和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程勇出现了第一次矛盾。其实他当前所有的问题，只要有钱都可以解决，只是他没钱。他决定冒险，或许他和吕受益都不知道，这让程勇的命运不一样了，以致后来让很多人的命运都不一样了，印度老板笑着问程勇是不是想做一个救世主，程勇笑着说：“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命就是钱。”其实很多时候，钱和命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就像吕受益，为了治病散尽家财。
就像黄毛，孤身一人远离家乡，怕成为家庭的累赘。
就像慧慧，为了女儿，委身风尘。
02
第二个矛盾其实是社会存在的矛盾。
其实根据同等效力的印度药的成本估计，德国生产的格列宁是完全不用定位如此之高的价格，但是在前期研发的投入以及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面前，资本家的贪婪最终酝酿出了可以救人却无法救人的“天价药”。救得了人却吃不起，就如剧中得白血病的老婆婆含泪说出的那段深深扎入人心的话：我病了三年，四万块钱一瓶的正版药，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非说他是假药，那药假不假，我们能不知道吗？那药才卖五百块钱一瓶，药贩子根本就没有赚钱，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你们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这是一种社会上存在的矛盾，你可以将它归于资本主义本质的垄断、剥削和掠夺，也可以最终定义为经济社会的丑陋，但是在面对生存的渴望时，这些都不再是理由。印度格列宁是盗版药，不是假药，假在窃取，而不在药效，而当时的中国，只愿意承认四万块钱的格列宁。大家都愿意尊重知识产权，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资格，但买不起药的人，则只能等死，命都没了，谁还愿意尊重知识产权呢。
剧中说“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如果在法律的界限内，这人祸又该如何解决？
03
第三个是人性之内的矛盾。
当他们那个小团体捣毁了假药贩子张长林的窝点，很快便得到了报复，张长林要挟程勇转让假药的进货路线来牟取暴利，这时候程勇已经赚够了钱，在又一次面对选择时，还是选择了自己。解散了团队，也湮灭了希望。他开始经营自己的纺织厂，点头哈腰的忙着自己的生意成了老板，那些病人因为断药又回到了暗无天日。
吕受益妻子的出现再一次将程勇拉回了现实，病房里奄奄一息的老吕，清创时撕心裂肺的疼痛再次触痛了他的心。老吕死了，在病人中间走过时，那些本与他无关的病者给他带来了深深的负罪感。他决定这次只卖500一瓶，当印度方面将价格提到2000一瓶，他还是卖500。他说是为了弥补，其实是这次，他没有选择自己这边。
在码头碰到了警察，黄毛想一个人承担风险，把车开走，却不幸被撞，最后没能抢救，就发生在他准备回家看看的前几天。他才二十岁，他就是想活命，他有什么罪！这个问题太难了，警察也很难回答。
张长林说自己卖了这么多年假药，这世上就一种病，你永远也治不了，那就是穷病。后来在看守所里，张长林仍旧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独自一人承担了所有罪责，这是江湖道义，无关那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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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是人性和理性之间的矛盾。
影片的最后，程勇被抓了，法还是大于情，但法却可以酌情，只判了三年。白血病人习惯无菌的环境，所以他们带着口罩，程勇之前说他不喜欢他们带着口罩，连人是谁都不知道。坐在警车里，警车放慢了速度，无数的病人站在道路两侧，与他目光相对时都摘下了口罩，程勇流下了眼泪，我相信，这眼泪一定是温热的。
曹斌警官的上司说：法大于情的事情你见得还少吗！我们作为执法人员，应该站在法律这边！
我们生活的社会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这是理性社会最真实的代表，法律是一根不容私情的天平，一边装着正义，可另一边到底放着什么样的筹码呢？仿制药的存在严重侵犯了专利垄断的特权，它救了越来越多的命，却侵了越来越多的权，执法者要站在法律的一边，但大家却不知道，法律还是依旧代表着最原始的正义吗？抑或者问是在维护富人的正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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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再无大事。
当不再有生存的条件或者存在死亡的威胁，只要你予我生的希望，我便要封你为神。
愿世界变好，不是因为救世主，而是因为追光者。
愿你生而平凡，却不忘创造更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