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书中所得9
《日瓦戈医生》（DoctorZhivago，俄语：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是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57年。
小说描述俄国医生尤利·安得列耶维奇·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Tonya）以及女护士拉拉（Lara）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被认为是一部带有自传体裁的作品。小说通过描写日瓦戈医生的个人际遇，从一个民众个体的角度，表现了俄国两次革命和两次战争期间宏大历史的另一侧面，战争的残酷、毁灭的无情、个人的消极。
阅读此书是听闻了它的名气，而这名气来自两方面。一是帕斯捷尔纳克因此书赢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有这背后的故事；二是英国导演大卫·里恩在1965年将其搬上银幕，也大获好评，成为经典。
一、小说故事梗概
青年时代，日瓦戈寄住在莫斯科教授亚历山大·格罗米柯的家里。米沙·高尔东是一位犹太律师的儿子，也住在那里，日瓦戈和高尔东成了生死之交，跟他俩一起做伴的还有教授的女儿冬妮娅。日瓦戈毕业后娶了冬妮娅，他们的婚后生活很美满。战争爆发前夕，冬妮娅生了个儿子。日瓦戈应征上了前线，在一所战地医院当医生。他负伤后，在战地医院里遇到了女友拉拉。
拉拉母亲的情人科洛夫斯基奸污了刚刚成年的拉拉。安季波夫是一个工人出身的科学家，他同情她们母女俩的处境，后来就娶了拉拉为妻，拉拉向他坦白了自己遭侮辱的情况。安季波夫一家搬到乌拉尔的一个城市，他们在那里定居，一年后，安季波夫志愿服役。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安季波夫走后，拉拉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于是她把孩子留在莫斯科亲戚家里，自己到前线找丈夫，找不到安季波夫，她就在战地医院里当了护士，就这样她和日瓦戈又相遇了。日瓦戈和拉拉常能见面，对拉拉产生了感情。一个星期后，日瓦戈登上了回莫斯科的火车，拉拉也被允许回乌拉尔工作。就这样，他们又走上了人生岔道。
日瓦戈回到莫斯科，由于饥饿和寒冷，便带了妻儿去乌拉尔山区，到冬妮娅的外祖父留下的农庄里避难，同行的还有冬妮娅的父亲。在那里，日瓦戈享受到了安静和物质上的保障，同时他也意外地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他在尤里亚金市阅读室翻阅书刊时又遇到了拉拉。日瓦戈告诉拉拉他见过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此时，拉拉和丈夫已经形同陌路了。日瓦戈和拉拉住到了一起。
一天下午，日瓦戈骑着马去找拉拉，被迫当了游击队的医生，跟随他们去了西伯利亚。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逃跑了。回到乌拉尔，日瓦戈才知道他的家庭已迁到莫斯科去了，他和拉拉只好住在一所别人丢弃的茅屋里，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他们很快乐。可是，他们不理睬政府当时提出的口号，日瓦戈逃到了瓦里吉诺一个被弃的山庄。但是科洛夫斯基又出现了，他们不能一起脱逃。
日瓦戈独自离开乌拉尔，流落到了莫斯科。人们告诉他，他的妻子冬妮娅和他们的孩子已经移民到了法国。日瓦戈的异母兄弟安格拉夫已是红色政权中的将军。弟弟安格拉夫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后又与玛琳娜结为夫妻，生了两个女儿：卡帕卡、克什卡。日瓦戈医生在莫斯科混了几年，过着他认为无聊的日子，最后心脏病发作，死在莫斯科的街上。痛不欲生的拉拉参加了他的葬礼，之后拉拉的结局无人知晓。
在他死后，安格拉夫收集了日瓦戈生前的诗作，并把它结集出版。安格拉夫设法找到了日瓦戈和拉拉所生的女儿，负起了培养和教育这个孤苦伶仃的侄女的责任。
二、历史背景
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曾说过：“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作品将表达对于艺术、对于福音书、对于在历史之中的人的生活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作品开篇从1902年写起，“结局”写到1929年，“尾声”则已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月，时间跨度前后约半个世纪。活动于上述历史时空中的，是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60多个人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批知识分子。作品表现了他们在这一历史变动年代的复杂情绪感受，他们对时代所进行的思考。
全书可以说是作家在战后岁月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所作的一种回望，并涵盖着他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思。
另外，帕斯捷尔纳克面对民生疾苦，在文学中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善良温情和人文主义的执著探索。苦难与缺憾是其小说主题的基本特征，而生活和情感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博爱同情的宽广胸怀。主人公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虽然无法摆脱迷惘、焦虑不安的情绪和心态，但仍表现出英勇和执著，表现出俄罗斯人独有的以苦难救赎人生的宗教情怀。
三、价值观
在医学院时，尤利·日瓦戈的一位教授提醒他："细菌在显微镜下或许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们却对人类做些丑陋的事。"
日瓦戈的理想和原则信仰站在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接下来的俄国内战）所带来的残酷和恐怖的对立面。书中有很大的部分在描述理想主义是如何的被布尔什维克、叛军和白军所摧毁，日瓦戈在那个动乱的时代目睹食人、分尸和其他无辜平民所遭受的恐怖事件，甚至于他一生的挚爱拉拉，都从他身边被夺走。
他对战争可以把整个世界变得无情、把之前和平相处的人们变得水火不容而深思良久。他那横跨俄国的旅程有种史诗的感觉，因为他所经历过的世界是那样的不同。他渴望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可以逃离这一切，这驱使着他横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最终回到莫斯科。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隐约的批评了苏联的意识形态，他不同意“锻造一个新人”，因为这违反了人性。这也是这个小说的总体价值观。
重视个性价值和自由并非主张仅仅关心自己，而是尊重每一个人，爱别人，特别是不幸的人。作品中日瓦戈的这种博爱思想，同样是从舅舅韦杰尼亚夫那里接受的。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感觉到舅舅总是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情感。他曾在冬妮娅母亲的病床前说：“在此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至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
四、历史观
二月革命后，当日瓦戈从一战前线返回莫斯科，列车上的一位年轻猎人以一种心安理得的语调，断定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日瓦戈同他争辩说：“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这番对话，正反映了俄国两次革命之间人们对历史进程的不同看法。十月革命即将爆发时，日瓦戈曾预言“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同时也有了某种不幸的预感，意识到自己将来的无能为力。这也是那一特殊时期许多人共有的感觉。
日瓦戈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曾自言自语地赞叹道：“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岳父格罗米科听到了这番话，当时并未表达任何意见，却在他们一家由莫斯科迁往乌拉尔的途中重提此事，认为革命举措当初的确以其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但紧接着又强调：“不过，这类事情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谲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
后来，当日瓦戈在尤利亚金又一次看到贴满墙壁的公告、法令和演说词时，想起自己当年对革命消息的最初反应，觉得自己“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直率的思想”，认为那是“一次不慎的赞许”。被游击队抓去当随军医生的经历，更使日瓦戈目睹了许多人们彼此杀戮的场面，感到人们似乎是在“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长。”他确信，“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耳闻目睹的一切，使日瓦戈觉得“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这就是一位在传统俄罗斯文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对穿越两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印象、感受和思索。
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历史观，是在其舅舅韦杰尼亚夫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多次听到舅舅关于历史、关于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的议论，即认为“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进行这一探索，就要像福音书里所说的那样爱亲人，并具有“个性自由视为生命的观点”。日瓦戈几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即便是后来他的思考和探索与时代潮流不断发生冲突之际，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反而越来越确信：历史的形成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个性；只有个性是不朽的，正是个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历史本身；在历史中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关于个性自由的思想，没有对于现实中人的爱，就不能生活和创造。
这些理念使日瓦戈无法接受一切形式的对个性的贬低、对个性自由的践踏，使他和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帕斯捷尔纳克对个体生活和个性独立的关注，使《日瓦戈医生》表现出一种疏离“宏大历史”的意向。日瓦戈最为看重的是普通、平常的生活，他在札记中写道：“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引用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诗行“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炒锅汤”，来说明诗人对于诚实劳动和日常生活习俗的赞美。
四、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全名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俄文：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前苏联作家，白银时代的重要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星》、《生活是我的姐妹》等。他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一直受到诗歌爱好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喜爱，他的诗作和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一起，撑起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星空。他的诗情感充沛，有一种见证者式的沉痛力量。虽然为帕斯捷尔纳克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是《日瓦戈医生》，但他的创作主要还是集中于诗歌。一直以来，他的诗对中国诗人的创作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创作的总结，是他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这部小说曾引起苏联和世界文坛数十年的激烈争论。西方的苏俄文学专家们把它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开启俄国文化宝库和知识分子心扉的专门钥匙”，“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写完《日瓦戈医生》，把稿子同时交给《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新世界》编辑部否定了小说，把稿子退还给作者，还附了一封由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名的信，严厉谴责小说的反苏和反人民的倾向。接着，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小说。
1957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通过伊文斯卡娅读到手稿，欣赏备至，把手稿带回意大利，准备出版意文译本。他同帕斯捷尔纳克洽商时，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必须先在国内出版才能在国外出版。伊文斯卡娅又去找文学出版社商议，恳求他们出版，并提出他们可以随意删去他们无法接受的词句以至章节，哪怕出个节本也行，但遭拒绝。
伊文斯卡娅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其时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仍为季娜伊达·诺伊豪斯。
这时，被称为“灰色主教”的苏斯洛夫出面了，他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手稿为名向费尔特里内利索回原稿。帕斯捷尔纳克照办了，但费尔特里内利拒绝退稿。苏斯洛夫亲自飞往罗马，请求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出面干预，因为费尔特里内利是意共党员。
没料到费尔特里内利马上退党，并在1957年底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文译本，接着欧洲又出版了英、德、法等各种语言的译本，《日瓦戈医生》成为1958年西方最畅销的书。
苏联领导人勃然大怒，大概不完全由于小说内容，因为他们当中谁也没读过这本书，而是由于苏斯洛夫亲自出马仍未能阻止小说出版丢了面子。就其暴露苏联现实的程度而言，《日瓦戈医生》不如1956年在国内出版的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只是为了面包》。为何容忍杜金采夫却不容忍帕斯捷尔纳克？读过手稿的西蒙诺夫、费定等人愤怒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以外的作品，当然还夹杂着嫉妒等感情因素。至于广大群众则因为领导人愤怒而愤怒，这已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习惯了。党一直是这样教育他们的，他们相信领导人的每句话。
总之，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众矢之的。报刊连篇累股发表抨击《日瓦戈医生》的文章，可是没一位文章作者读过这本小说。许多作家本来就同他关系疏远，现在躲避惟恐不及，只有几位老作家见面同他打招呼。他大部分时间都同伊文斯卡娅在一起。她对帕斯捷尔纳克忠贞不二，预言小说迟早会被苏联人民接受，劝他原谅现在反对他的人，并挺身而出，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伊文斯卡娅被苏斯洛夫召到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对她厉声申斥，并追问帕斯捷尔纳克同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的关系。伊文斯卡娅一口咬定手稿是她转交的，同帕斯捷尔纳克无关，帕斯捷尔纳克得知后坚持先在国内出版。苏斯洛夫召见伊文斯卡娅后，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进入新阶段，一些天真的学生还到帕斯捷尔纳克住所前骚扰，使他终日不得安生。伊文斯卡娅找到同上层关系密切的费定，向他郑重声明，如果继续骚扰帕斯捷尔纳克，她和帕斯捷尔纳克便双双自杀。她的威胁果真发生了作用，1958年10月以前，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短暂的安宁。
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也向瑞典文学院发电报表示感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
当晚，楚科夫斯基和伊万诺夫两家邻居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向他祝贺。
次日清晨，第三个邻居费定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不理睬正在厨房准备早餐的妻子季娜伊达，径直上楼走进帕斯捷尔纳克书房，逼他公开声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不然作协将开除他会籍，并让帕斯捷尔纳克到他家走一趟，苏共中央文艺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正在那里等候他。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发表声明，也不肯同他去见波利卡尔波夫。费定急忙回去向波利卡尔波夫汇报。季娜伊达见费定匆忙离去，脸色阴沉，连忙上楼看丈夫，只见帕斯捷尔纳克晕倒在地板上。
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始终未屈服。他在致作协主席团的信中写道：“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入家给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的荣誉。但诺贝尔文学奖金我准备转赠给保卫和平委员会”。“我知道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对待我。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但你们用不着过于匆忙。这不会给你们带来幸福，也不会增添光彩。你们记住，几年后你们将不得不为我平反昭雪。在你们的实践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过了几小时，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娅通过电话后，立即到邮电局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一份电报：“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决定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与此同时，他也给党中央发了份电报：“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
帕斯捷尔纳克为了悍卫荣誉不畏惧死亡和流放，但荣誉在爱情面前却黯然失色。为使伊文斯卡娅免遭迫害，帕斯捷尔纳克一切都在所不惜。
然而一切都晚了，听命于领导的群众在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内的煽动下，在帕斯捷尔纳克住宅前示威，用石块打碎门窗玻璃，呼喊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的口号。如果不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直接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声称他本人准备担任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主席的话，帕斯捷尔纳克很可能被驱逐出境。在一连串猛烈的打击下，帕斯捷尔纳克身心交瘁，一蹶不振。他孤独地住在作家村，心脏病不时发作，很难出门。季娜伊达不准伊文斯卡娅进他们家门，他们两人极少见面，甚至无法互通消息。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溘然逝世。官方当然不会举行任何追悼仪式，报上只发了一条消息：“文学基金会会员帕斯捷尔纳克逝世。”连他是诗人、作家都不承认了。但他的诗歌爱好者们在作家村贴出讣告，民警揭掉后又重新贴上。帕斯捷尔纳克下葬的那天，成千上万的人到他的住宅同他告别。妻子季娜伊达不准伊文斯卡娅同他告别，伊文斯卡娅在门前站了一夜，最后只能在人群后面远远望着徐徐向前移动的灵枢。此时她五内俱焚，晕倒在地。但她万万没料到等待着她的是更大的磨难。
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伊文斯卡娅同20岁的女儿伊琳娜同时被捕，罪名是向国外传递手稿并领取巨额稿酬。伊文斯卡娅除了在莫斯科给意大利出版商看过《日瓦戈医生》手稿外，从未向国外传递过任何手稿，至于稿酬则更是1戈比也未领取过。当局把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气都撒在伊文斯卡娅身上，她被判处5年徒刑，伊琳娜2年。
赫鲁晓夫下台后，伊文斯卡娅才被释放。她同帕斯捷尔纳克相爱了14载，共同经历了人生旅途的惊风骇浪。她把这一切都写入了《回忆时间的俘虏》中。书名取自帕斯捷尔纳克1956年所写的抒情诗《夜》的最后一节: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被梦魂缠住，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五、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
1946年10月，56岁的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崇拜者，34岁的奥尔加·伊文斯卡娅相识。
一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对伊文斯卡娅说：“我对您提出个简单的请求，我要同您以‘你’相称，因为再以‘您’相称已经虚伪了”，他们恋爱了。但由于帕斯捷尔纳克有妻儿家室，而伊文斯卡娅又带着与前夫生的女儿和母亲住在一起，双方能够单独相处的机会实在太少。于是，每晚的街头漫步成了他们情感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每天下班后，帕斯捷尔纳克都会来到伊文斯卡亚办公室的楼下等她，两人如胶似漆地漫步街头，直到灯火阑珊方依依不舍地分别。
俄罗斯人天性浪漫，为了爱情，他们可以百折不挠，九死未悔。包括婚外情。
帕斯捷尔纳克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把自己恋爱的事情一股脑告诉了朋友：“我恋爱了！”不成想朋友当头一瓢冷水，“这会毁了你的生活！”恋爱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哪里在意这些：“但生活是什么？没有爱的生活又是什么呢？她那么迷人，那么光彩照人，发出黄金搬的熠熠光辉。这轮金色的太阳如今照射进我的生活，太美妙，太美妙了。我从来没想到还能体验到这样的喜悦。”他曾对伊文斯卡娅的母亲说：“我爱你女儿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这段不伦之爱让帕斯捷尔纳克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爱伊文斯卡娅，但又不能牺牲自己的家庭。1949年8月，他在给表妹的信中写道：“既然我与季娜伊达的关系是真诚的，我迟早不得不牺牲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奇怪的是，只要我的良心平静，家庭稳定，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痛苦、矛盾、良心的折磨，甚至是恐惧，我都能轻松承受，甚至能从中找到乐趣。我此时处于彻头彻尾的凄凉状态：我的文学地位岌岌可危，文学努力纯粹漫无目标，我在‘这儿’和‘那儿’过着怪诞的双重生活。”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文学界空气窒息而凝重，惨遭清洗的作家数不胜数。其实，臭名昭著的克格勃也曾有逮捕帕斯捷尔纳克的计划，但鉴于他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斯大林也投鼠忌器。当克格勃的魔爪向帕斯捷尔纳克时，斯大林断然否决：“别动他，他是个生活在云端的人”。
碍于他的影响力和最高领袖的钟情，克格勃当局对逮捕帕斯捷尔纳克多少有些忌惮。但对于伊文斯卡娅，他们却毫不留情。1949年10月，伊文斯卡亚被捕，克格勃用种种非人的手段折磨她：她先被单独关在阴森黑暗的房间里，试图用孤独逼迫她就范；接着又在夜间用刺眼的白炽灯照射，使她法睡觉，消磨她的意志；之后她又被带到瘆人的停尸间，用恐惧威胁她屈服。
在停尸间里，她突然想起克格勃把她弄到这个地方来是不是暗示着帕斯捷尔纳克已经被处死。一想到这，她根本顾不上恐惧，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掀开覆盖着死尸的白布，看看有没有帕斯捷尔纳克。一场虚惊过后，她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一连串绞尽脑汁磨难非但不能让伊文斯卡娅有丝毫的退却，反而让她更加坚强。无奈的克格勃只得问她：“毕竟帕斯捷尔纳克比你老的得多，你俩的关系是什么引发的？”伊文斯卡亚斩钉截铁地吐出两个字；“爱情”！审讯官显然不满意她的回答：“不对。把你们结合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政治观点和叛国意识”。伊文斯卡娅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意图。我过去和现在爱的都是他这个人。”
“我忠于我的生活”，“事实是，这些年里，他们没有使我动摇过”。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50年7月，伊文斯卡娅以“与间谍嫌疑人密切接触”的指控，被判在劳动营服役5年。
1955年冬，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完成。
当他们刚刚恋爱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掩饰不住内心的亢奋，将伊文斯卡娅当成“我的生活，我的天使”。然而，当伊文斯卡娅第一次被捕出狱前，帕斯捷尔纳克对维持他们之间的恋情曾经有过犹豫。面对情人的摇摆，伊文斯卡娅显得十分大度，认为他：“有着直率、诚实的魅力，也夹杂着不容抵赖的无情。”
帕斯捷尔纳克病危之际，就连他的太太也同意这位情人到家里来探望他（说法不一），但却被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无法忍受见到伊文斯卡娅之后的心理压力和感情冲动，也不愿让她看到自己虚弱的身体。
其实，这是赤裸裸的托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不愿由于伊文斯卡娅来看望自己给两个家庭带来的冲突。在他看来，生活中的这两个女人必须分开，伊文斯卡亚只能徘徊在别墅的大门外，而太太季娜伊达则必须在弥留时守候在自己身旁。
对于自己所遭受的委屈和不幸，伊文斯卡娅却很坦然，“我分担了帕斯捷尔纳克14年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不是分享他的稿酬，而是他的不幸和他命运的沧桑”。“但是我爱他，我不顾朋友们的嘲笑，尽量用自己‘宽阔的背脊’做保护他的盾牌，他相信我是他最贴心最亲爱的人，也是他最需要的人。”
《日瓦戈医生》出版后，有位记者问他，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拉拉”是否实有其人。帕斯捷尔纳克坦率地回答说：“是有拉拉这么个人，我希望你去见她。这是她的电话号码。”随后就把伊文斯卡娅的电话号码给了他。
《纽约时报》曾把伊文斯卡娅和生活在另外两位俄国大诗人身后的女子相提并论：“若无安娜·凯恩，普希金就不完整：若无伊莎多拉，叶赛宁就什么也不是；倘若没有奥尔加·伊文斯卡娅，《日瓦戈医生》的灵感源泉，帕斯捷尔纳克就不会成为帕斯捷尔纳克。”
但三对人中，只有伊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有过短暂婚姻后又离婚，另两对都是情人。印象中，音乐大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也有类似经历。
六、大卫·里恩和电影《日瓦戈医生》
1965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了片长197分钟的电影《日瓦戈医生》，由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执导，奥马尔·沙里夫、朱莉·克里斯蒂主演。
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66年第38届奥斯卡奖的评选中，获得了10项提名，最终收获了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配乐五项大奖。
这部伟大的作品，表演真挚，外景雄壮，音乐经典，拥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让观者动容。有人说，在大卫·里恩的所有作品中，最璀璨的那颗明珠，无疑是这部《日瓦戈医生》。
从商业角度看，这部影片是非常成功的，据说它所获得的票房收入是大卫·里恩所有其他影片的总和。
大卫·里恩1908年出生于英格兰，1928年从影，早期以拍文学戏剧电影著称。1946-1948年，他将狄更斯的《孤星血泪》和《雾都孤儿》搬上银幕，制作的影片有浓郁的英国民族特色。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里恩的风格为之一变，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专拍“跨洋电影”（即兼顾大西洋两岸英美观众双方口味的电影）。
《桂河大桥》即是1950年代英国最著名的“跨洋电影”。里恩以雄厚的美国资本为后盾，将影片拍得壮观宏伟。由此，他获得了第一个最佳导演奖。1962年，他再度拍出了历史巨片《阿拉伯的劳伦斯》,并获得了第二尊金像。1965年执导《日瓦戈医生》，1984年执导《印度之行》。从影40多年，大卫·里恩只拍摄了16部影片，但获得奥斯卡提名竟达56次之多，共获得27项金奖，他本人7次得到最佳导演奖提名，两次获奖，被称为英国电影届的泰斗。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造就了一首名曲《拉拉之歌》，捧红了一位女星朱莉·克里斯蒂。
法国作曲家莫里斯·雅尔为此片所作的配乐《拉拉之歌》，以巴拉莱卡琴的拨弦音色为主题，充满了浓郁的俄罗斯风情和浪漫气息，获得了38届奥斯卡的最佳配乐奖。这首歌经过改编，成为了一些乐队的经典保留曲目。
拉拉之歌：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K4y1a746?share_source=copy_web
朱莉·克里斯蒂，饰演女主角拉拉。时年25岁的她，在本片中奉献了个性十足的演出。她出生在印度，后在英国，法国完成教育后，进入影坛。1966年凭借《亲爱的》一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桂冠。40年后，一部加拿大影片《柳暗花明》，令65岁的朱莉·克里斯蒂再度获得第65届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第8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