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队当文书
一九七七年春，我刚好满了二十周岁，我巳经回乡务农整整四年了，在这四年里，我放过牛、打过鱼、挑过土、修过大电排，从南国制种到本地“双抢‘’，我什么事情都干过。从这年的春天开始我又接受了一项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工作：在大队当美其名曰的文书，实际主要职责是在大队部守电话、开广播。当然也干些大队文书之类的事情，也还兼任大队团支书。我的前任我高中的胡丕洪同学要去湖拖技校读书。
在读高中时，我物理这门功课学得还算可以，对有线广播方面的一些基本常识掌握起来还不算困难，经过胡丕洪同学不到半小时的指导，我就能在播音室独立操作收、放、转和直播的多种广播设备，也就算作正式接手了。
我们那个大队算是我们公社最偏僻的一个地方，到一九七七年还是个无电村，要开广播还得自己发电，所以大队还配了一套小型汽油发电装置，负责发电的简春华师傅还兼任大队综合厂的会计。
由于我们豆港大队与公社有一个三万多亩的珊珀湖相隔，当时公社广播站的广播信号也还没有接通，大队广播室就是一个独立的广播站，节目由我自行安排。早晨我先播一二首好听歌曲后，到六点三十分就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然后就有什么通知发什么通知，没有通知就播放一二首歌曲后结束了早间的广播。春插和双抢期间，早晨在播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之后，我还播一下全大队的春插或双抢的进度。有时大队书记或大队长也在广播里讲话，算是广播会，传达一下上面什么生产或工作会议精神，安排紧要的生产任务。中午和晚上没什么通知一般时间不开广播，农忙季节也会开半小时，放一些好听的歌曲或相声，也播比比看工作进度表，偶尔播我编写的广播稿。
文书工作主要职责是向公社办公室汇报全大队的生产进度，大队重要一点的会议和活动作记录，大队开群众大会作会场布置，日夜值守大队唯一的一部电话。还有就是大队开什么会需要开中餐的，我负责到食品组买猪肉办生活之类跑腿的事情，当然我也会就此跟着吃上一餐大肉什么的。
文书工作让我有点为难的有几件事：一是每逢大队开群众大会要写会场的横幅和楹联，这对我可是个难事，我的毛笔大字真是拿不出手，咋办呢？我琢磨很久，用排笔写长方或正方的美术体大字，只要横平竖直的就还马马虎虎过得去，每次我就用这种格式，连小标语我都用小排笔写。二是作记录和协助办案：有一次有一个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她还是个党员，她与本生产队的一名成份不好的单身男青年发生了男女作风问题。对于一个有党员身份的人发生了这种事，这是要严厉处分的，当时大队支委一名负责人审问她，让我在场作记录，好尴尬哟，他要她把所有的细节都要交待，我都要一一的笔录下来。还有一次，有个生产队晒在禾场上的早稻被人偷了，案子报到了大队部，大队治安主任带上我去破案。我俩在该队通往珊珀湖的低排渠水边上发现了新鲜的干稻谷，就判断该偷谷的人不是它本生产队的，沿珊珀湖边我们在另一个生产队的湖边找到一模一样的稻谷，刚好该队是有这么一个小偷小摸的人，治安主任和我带上两个民兵当晚就把这个人五花大挷的抓到了大队部。晚上审案，该人开始不承认，哇，治安主任一声令下，‘上刑’。电影看到的夹手指、吊手臂都用了，我在场都吓得不得了，那人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浑身上下，他只好承认是他偷了。连夜我带上两个民兵到他家去收缴他偷的稻谷时，望着他家等米下锅的五六个孩子时，我真犯难了，我是饿着肚子长大的，我深知饿肚子的那种感受，一时真下不了手。我犹豫了一会后，我就要两个民兵每人只挑大半担谷到大队部，给他们家留下了十多天的口粮，我估计他家能吃到分配新粮的那一天。
在大队当文书的工作，我刚好干上一年多一点，第二年的春上，我挑上被窝行囊踏上了回乡五年后再度的求学之路，也就从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令我魂牵梦绕的那片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