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五世纪，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了不得的事情，全人类最聪明、最智慧、最伟大的一群人一起诞生了，科技发展到今天，走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我们都以为自己聪明，而且各种生物、基因技术会使我们越来越聪明，可事实就是我们都是那群人的学生，现有的一切文明以及发展成果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最聪明的人那个时候都已经诞生了。

他们是老子、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阿基米德，就是这些先贤们奠定了了整个人类的文明根基。

就好像经过之前数千年的进化发展，长时间的累积，东西方不分先后的前后跨过了文明的门槛，然后量变到质变，到了公元前五世纪迎来了人类智能大爆发的节点，人类突然一起成熟了，聪明的人都一起诞生了，那个时代就是我们熟知的、被德国的法兰克部学派称为“”轴星时代“”，人类智慧的轴星就在那里，万幸的是作为东方主要文化之一，我们民族在文明进化的关键时刻没有缺席。

几乎就是同时，古希腊的哲学家在爱琴海边仰望星空，印度的先知们在恒河的岸边打坐冥想，中国的先贤们在黄河流域经世致用，现在我们可以结合生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等知识综合分析推断出一个大概，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所处的文明决定了各自的使命，希腊哲学家思考人和物的关系（哲学），印度先知们考虑人和神的关系（佛教、印度教），而中华先贤们则主要在专研人和人的关系（诸子百家）。

中华先贤不管诸子百家哪一家，大多都不太去考虑物，只有道家讲万物生化，也是立足于治国需要顺应天道，名家“白马非马”之类最接近西方哲学，不过因为无用而逐渐被淘汰，也不太考虑鬼神，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民间信仰倒是到处有诸如龙王、河神、山神、土地之类的鬼神，目的也是企求风调雨顺，整个中华文明是具有高度务实性、立足于思考、解决人和人、以及社会发展的关系。

印度先知通过冥想、瑜伽术等感应人和神的关系，这个神其实并不是现代人所说的迷信，更像是超出我们认知边界之外的更高一层的抽象世界，这是我们的文化所缺失的，人力毕竟有限，不如神迹、超自然可以给人以精神寄托，所以唐僧从印度取经回来，经书就叫《瑜伽师地论》，是求证修行、身心合一的专著；而西方哲学思考人和物的关系，人和客观世界的事情，不以人类关系、情感为转移，所以自然科学只能是发源于西方。

虽然这批人我们现在看来是人类最智慧的一群，但即便再高深的思想，如果没有政权或当政的宣传加持，没有政治势力的保护，他们的思想，就像无根飘萍，只会随风而逝，同时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精神大师，难道就没有相同水准的思想家、甚至更厉害、更符合人类利益的思想？恐怕不尽然，更大的可能是因为不为人知、或是没有政权扶持而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孔子被誉为第一完人，可如果他的话如果没人听，就算学生听后记录下来，当时如果没有声名不下孔子的子贡周游各国宣扬学说，会成为当世显学？即便如此，谁又能确保典籍不会被烧掉，怎么能够留传下来呢？这世界上聪明人多得很、智慧人也不稀奇，，为什么单单留下了我们熟知的这几个？

因为必须有政权力量的扶持，必须由政治力量加军事武力来抵抗野蛮、捍卫文明。

除了文化，尚武精神也应该被大力倡导，那些主张刀枪入库的公知们，不是走狗就是幼稚。

中国辉煌数千年，一枝独秀，近代被打落尘埃，这在整个华夏发展来说其实是好事，民族发展和个人本质也一样，总有起伏，落后认输就是，虚心学习，奋起直追，积弱百年后现在不也崛起争先，国力、科技、经济、军事都是当世翘楚，然而过去的积弱还没有完全拾起汉唐荣耀，文化自信不足，眼下巨龙腾飞的时刻，我们国家急需可以引领世界的文化。

而所谓“”文化中心“，就是全世界的文化创造者都集中在一起，而且把文化成果在那发布，我们看所有国人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当时的长安城内的人口不算城外就是一百多万，70几个外交使团，三万多外国留学生，城里面吃的是阿拉伯面食，用的是罗马医术，通用拜占廷的金币和波斯王朝的银币，世界各国的宗教在长安都有道场，物价非常便宜，刑事案件极其稀少，人们的幸福指数都很高，上至天子贵人下到贩夫走卒都能作诗，而且水平很高，《全唐诗》里面任何一首诗都超过十全老人乾隆皇帝写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诗。

现在的世界，文化概念空前丰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媲美盛唐的长安气象，纽约、巴黎、洛杉矶等都算是文化名城，但就是缺乏厚重、底蕴，而再现八方蜂拥、万国齐聚的盛世景象，我中华当仁不让，而我辈也正是大展拳脚的好时机，重振文化雄心，投身传世大业，不枉大好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