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历史可以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每逢民族危难之间就会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救国救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与此同时，也会有很多的汉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皆是如此，这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中伪军人数达到200万之巨，中国也成了二战中唯一一个本国投降军人数量超过侵略军人数的国家，这又是一大民族之耻！殊不知，明末的汉奸人数是清军的10倍，满清入关不过八万余人，可是投降的明军有百万之众，光绿营兵就收编了60万人之多。这些降军在服务于本国时战斗力是很弱鸡的，但投降清朝以后，战斗力大涨，个个神勇无比，在清朝打下江山过程之中可谓是立下汗马功劳。

可以说，汉奸也算是中国的一大“国粹”了，中国的汉奸现象可谓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甚至都能称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了。从西汉的中行说到民国的汪精卫，历朝历代都涌现出无数的民族败类，这也充分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弊病，就是内斗！中国人往往对外一条龙对内一条虫，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大根源就出在文化上！文化看不见摸不着，却润物细无声，文化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源。人不仅仅要过物质生活，更要过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往往又会影响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在大事大非上，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

苏联解体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苏共D员从上到下都丧失了信念，尤其是领导层集体蜕变，忘记了自己的初心，腐败堕落，沦为了帝国主义与的帮凶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彻底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从而导致了20世纪末的这场悲剧的发生，给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可以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战线上，苏共输得很彻底！而意识形态的问题本质上还是文化的问题。

正所谓：杀人诛心，诛心其实比杀人要可怕得多，杀人只是毁掉肉体，而诛心毁灭的是灵魂。一个人的灵魂一旦被打败了就真被打败了，所以说，军事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文化的力量有多么可怕，这种压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竟然可以瓦解一个拿破仑、希特勒都不能征服的超级大国。明朝更是如此，到了明末，降将如云，降臣如过江之鲫，纷纷投向区区20万人口的满清。这不得不让人反思起文化大特点。

文化究竟是什么？广义上的文化是一切人类文明造成的精神物质文明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制度这些。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也熏陶一方人，而文化的最大产物就是人，人的行为、思维模式更是带有深刻的文化烙印，动机决定行为、意识决定动机，而最终决定意识的就是文化。打个比方：以火车为例，如果动机是发动系统，行为是车轮，意识是车头，那文化就是司机。所以决定人的行为的最终还是文化，尤其是文化的氛围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什么样的文化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例如：宗教里的僧侣、传教士往往慈眉善目，军队里的士兵斗志昂扬，商场下的商人则充满铜臭味、阴险狡诈。可以说，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文化属性，什么样的文化属性就造就什么样的人，什么属性文化决定什么样的命运，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既造就灿烂辉煌的文化，更有许许多多糟粕文化，荼毒社会，贻害无穷！优秀的文化会造就优秀的人物，糟粕的文化造就小人，中国历史悠久的汉奸就是这种糟粕文化的产物！

中国历来就是个农耕民族，长期的这种农耕文明的生活下就容易形成一种小农意识。什么是小农意识？就是缺乏大局意识下的鼠目寸光，长期的自然经济使得人们形成以自足、患得患失、平均主义为特点的观念体系，经常就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不休。与此同时，更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投机性，导致国人整体上没有信仰、没有原则、没有诚信、没有契约精神，为了利益通常都会不讲原则底线，不择手段。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一个皇恩浩大的忠孝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在皇权与礼教的强制下，口头上不离忠孝节义,而行动上追求的是功名利禄，出人头地，形成了双重人格的国民性。在上司面前有一幅奴才的面孔，在下属面前一幅主子的面孔，在大庭广众面前有一幅道貌岸然的面孔，背地里有一幅暗渡陈仓的面孔。

尤其是自从科举制度出来以后，中国文化于政治到关系就耕紧密了，在一个官本位社会，出将入相就是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清朝入关的时候，多尔衮问军师范文程:“汉族都不愿跟我们合作，如之奈何啊？”范文程回答:“这个好办，汉人都喜欢当官，只要给他一顶乌纱帽，杀父之仇都好商量。”可见，国人对于做官仿佛有一种天生的执念。在这种官本位的熏陶之下，人人都想做官，为了做官，更会不择手段、不讲底线。

这种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人往往是最虚伪的，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还是说这个明史吧，在李自成大军势如破竹，即将进军京师，火烧眉毛之际，崇祯帝急需南迁，此时的大臣给病科给事中光时亨却极力阻止崇祯南迁，并用历史典故提醒崇祯：“奉太于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还大义凛然说道：“臣定与皇上一起为国尽忠，共赴国难！”

然而，当李自成攻破京师，崇祯皇帝自缢后，光时亨则屁颠屁颠投靠了李自成，继续做着兵科给事中，大言不惭讲述“忠义道德”的大道理。当满清入关，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光时亨却跑到南京，继续投靠南明弘光政权。

据记载，当时如光时亨这样的士大夫比比皆是，李自成打进京城后前来投靠的前明大臣如过江之鲫，李自成被满清击败后这些人又转投清庭，可见当时的士大夫有多无耻，典型的两面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无家国情怀，民族大义，这种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都屡见不鲜，可见封建糟粕的流毒有多深厚？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逢乱世、外敌入侵，汉奸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得生长出来，还是马克思那句老话说得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汉奸的一大根源就是小农意识，而小农意来源于小农经济，这种环境下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国家观，只有自私自利；另外，就是封建专制体制产生的奴性官僚，没有归属感，只有奴才本性。

对他们而言，无论谁坐江山对于百姓来说，都是皇上；对于官僚来说，都是当奴才。所以，小农意识和奴性官僚必然产生汉奸，不可避免。当一个群体背叛国家，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时，他们就会比外敌更凶狠的对待自己的同胞，杀起自己人来就更狠毒也更得心应手，因为只有才能得到新主子的认可。

这种腐朽的文化也被柏杨先生成为“酱缸文化”，何谓酱缸文化？就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滔滔不绝的流下去，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这种文化氛围通过沉淀，时间久了就发臭、腐烂发出一股沼气，把善的也通通腐蚀了，一块鲜肉掉到这个酱缸里，不久就也变成了臭的，也就是“同流合污”。这种酱缸文化，造就的就是无数个光时亨这样的人，长期在这种文化氛围熏陶下的人，必然变得变得麻木不仁、寡廉鲜耻！

可以说，这种文化最大的危害就是对人格的摧残，它是以忠孝为出发点，以维护皇权为根本目的，是建立在对罪恶的粉饰对人的尊严践踏的基础上。这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中国人又是一个集体主义文化，讲究的是群体至上、祖先崇拜，最容易集体无意识、羊群效应，进而导致这种酱缸文化对人对社会对民族的危害性是最广也是最深的。

这种文化下的人往往会成为人格不健全的人，有文化的人自会被熏陶成皇权下的奴隶，成为一个个没血没肉的僵尸；没文化的就会成阿Q，被人打了还要称是“儿子打老子”精神胜利者。这种文化，几千年来不知道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祥林嫂的故事并非鲁迅时代才发生，阿Q精神也早已有之，只不过没人发现，大家都熟视无睹、得过且过，直到有一天灾难来临才醒悟过来，可是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代价，直到今天，这种糟粕文化还影响深远！

反思历史，我们愈发发现文化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化对人的影响，往往是什么样的文化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一个人的成长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健全的人格，一个真正的公民就是有健全的人格，什么谁健全的人格？就是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要有健全的人格，要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只有彻底打破小农经济，发展现代大化大生产才能消除小农意识；只有彻底破除专制的政治体制，方能克服方能铲除奴性官僚的生长土壤，肃清酱缸文化的源头，从而避免各种人间悲剧的产生！

归根到底，这种酱缸文化来源于落后的生产力与专制制度，专制是罪恶之源，专制只会激发人性的恶。只有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与健全的民主制度，先进的生产力会孕育出民主制度，民主才能遏制住人性的恶，弘扬人性的善！而民主一定是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文化之上的，唯有平等才有人格，唯有民主才有尊严！

这也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吧。，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