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共同性与共鸣
我们就这样生活着，祈祷，唱歌，说些古老的故事，嘲笑那班像金翅蝴堞般的廷臣，听听那些可怜的人们讲些宫廷里的消息；我们也要跟他们在一起谈话，谁失败，谁胜利，谁在朝，谁在野，用我们的意见解释各种事情的奥秘。
——威廉·莎士比亚，《李尔王》
共同性就是从情感角度与另一人同在并合为一体。在共同性中，我们彼此共鸣、辉映。（共同性描述的是过程，而共鸣描述的是情感体验）就像两种乐器一样，它们的音符构成了和声，而我们也是在一起共同创造了某些较之我们自身体验更为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分享，我们合作，我们一起在场上打拼竞技。我们在他人身上发现我们自己，而对方也是如此。在关系的所有维度当中，共同性一度曾是最为广泛的体验、最具人情味的回报、最难以倾诉的衷曲。
共同性发生在自我之间，这也正是我们措辞犹豫的部分原因。因此，每个认真探讨人际空间的人都会失去清晰流畅表达的能力，并开始自创一些用连字符连起来的词汇（Miller，1986）。因此，布伯（Buber，1958）创造了“我和你”（I-Thou），米勒（Miller）谈到“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而斯特恩（Stern，1985）则假定了一种“共在”（being-with）的状态（可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又译为“共是”。——译者注）。因为我们的措辞倾向于把任务分派给“我”或者“你”，结果使我们失去了用“我们”这一人称来表达的能力。而共同性是一种联合的产物，为相互支撑的心理状态所维持。在思考共同性的时候，我们务必记得它总是发生在人际之间，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产品，他们中每个人都对之有所贡献、都参与其中，抑或减损它。也就是说，在共同性当中，“我们”这个概念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8.1探求共同性
在探求共同性的过程中，我们要去了解我们主观体验的哪些部分是可以与人分享的，而哪些又是不能为他人所知道的。我们明白何时，以何种方式来分享我们自己和分享他人的自我是令人愉快的，同时也要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这些掩藏在我们的屏障后面才是更好的选择。在这个维度上需要陪伴：可以和某人并肩作战，一起玩耍，一起“出去闲逛”或者在一起“谈心”。
尽管这是人类发展和经历的一个重要维度，但我认为它非常缺乏理论上的探索和理解。然而，一旦我们的患者变得能够与他人相处，交流彼此的故事，体验无目的的自我交流，他们是多么迅速地开始有所改善！我们的个人体验是多么频繁地因与他人分享而变得更为充实！
共同性存在于一个从简单的伙伴关系到交汇的心灵的连续体上。共同性不为他物而存在，只为共鸣本身最淳朴之快乐。因为共同性不能被还原为动机或者本能，所以时至今日共同性令人愉快的原因仍然还是未解之谜。
尽管如此，共同性看起来似乎是我们基本的社会属性的表达——一种进化而来的倾向，人类与突发的事件都仅仅是与他人的“共在”。
继对婴儿的重大发现，即存在他者，且他者有他们自己的，与我们的体验相分离的体验之后，我们才会进一步意识到体验是能够被分享的。7~9个月大的婴儿开始探索着通过引导他人关注他们自己所关注的事情来分享他们自己对于事情与结果的体验。他们学会对准并跟随别人指明的路线走（Stern，1985）。他们的愿望不是“朝我看”，而是“和我一起看其他什么东西”——一种全新的体验生命和关系的领域。一旦婴儿能够关注到其他某些事物，而不单单是他们自己，他们就变得能够超越自我中心并参与到一种新的关系形式当中。
斯特恩认识到分享关注焦点的早期能力的重要性，这引领我们对最早期的关系中发生了什么能做出一个新的评价。当婴儿被抱到窗前，指着外面树枝上的一只松鼠的时候，几件事情在那一刻同时发生了：抱持（他的母亲正抱着他）、依恋（他的母亲和他在一起）和确认（他所看到的东西得到了肯定，他甚至可能认为他的母亲因为他注意到那只松鼠而觉得他聪明）。但是，互动中的核心要点并非上述这些事情——不是“我看见了那只松鼠，我多么聪明啊！我真棒！”而是“我希望你也看到了那只松鼠，我希望我们一起看到了那只松鼠！”关于自我与他人区分的“好我”和“坏妈妈”的话题退到背景之中，这个话题是关于自我与他人的区分的。在这里，首要的体验就是“我看见了那只松鼠，我觉得你也看到了那只松鼠，我认为你知道我看见了那只松鼠。我为那只松鼠着迷，而你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会更加着迷，因为对方也是如此。所有一切都感觉非常特别！”
对于婴儿的研究结果表明，婴儿开始意识到母亲的体验及其与他们自身体验的匹配（Stem，1985）。尽管我们知道这种觉察能力随着认知能力的成熟成为一种可能，但是，我们依然还是不知道它为什么变得令人愉悦。然而，我们确实了解到对共同性的需要在早期就出现了，在我们整个一生当中都保持着强大的动力。
共同性是一种很纯粹的与另一人的交流形式。要么我们见另一人之所为（包括生理上的、情感上的或者某种隐喻性质的）并尽力据此调整我们自己的体验——可能是现实的体验，也可能是某种间接的感受；要么我们允许他人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这种结合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尺度上都可能会发生。在最简单的水平上，我们经常感到与某个只不过在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人之间有一种联系。因为这个人在同时间和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就会假定我们有着相似的心理状态。例如，一个陌生人和我都正在看一幅油画。在这个（可能的）共鸣时刻，我可能主动开始一次对话。“难道这不是一幅优美的油画吗！”——如果我是冲着别人说这句话，比起我自言自语来就是一种不一样的评价。我可以独自去欣赏这幅画。但是，与他人共同欣赏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在共鸣的另一个极端，和一个密友望着同一幅画，我可能发现她和画之间的交流和我的是匹配的，或者说，她对于画的感悟激发了我对画和对她本人的一种崭新的、也更为深刻的欣赏。
因为情感的调和是共情能力的一部分，也是共同性的一部分，这两个维度似乎可能互相演变。不过，共情更多的是单向的（尽管相互的共情也确实可能发生）。在共情式的回应中，一个人接受、保留或者反馈另一个人的体验，而把他自己的反应和体验搁置一旁。但是在共同性中，双方都要参与到彼此的体验当中，要识别出彼此的体验并将这种体验融进自己的体验当中。在共情里面，所谓体验就是“我知道你的感受”或者“我觉得你知道我的感受”。而在共同性中，那是另一种不同的交流融洽和携手并进的体验：“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相谈甚欢”，“我们都清楚失去一个心爱的人意味着什么”，或者是一种复杂的渴望——“将要发生什么呢”，共鸣也和确认有所区别。（确认就像共情一样，是一种坦诚相见的体验。）在确认过程中，我会期待你来肯定我自身的某些方面使我能对自己的品质拥有更多的确信；在共鸣中，我是用我所知的我自己（以及你）延伸进你所知的你自己（以及我）当中，这样我们就能体验到彼此是如何看待对方的以及我们每个人的这些部分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了。尽管我可能会有一个（不愉快的）觉察，即我关于自己的和关于你的知识可能被我们的相互交流所重塑，而重塑并非共鸣的目的。
因为共同性代表了可分享的体验的连续体，所以共同性就成了在人际环境中将我们与他人绑定在一起的黏合剂。文化则是共同性的不朽创作，记载着我们的共同分享。文化不仅引导我们的驱力，如同弗洛伊德所说，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道出我们的内在真实并把它同另一人的内在真实连接起来的手段。文化就像游戏一样充斥于我们之间，它既不仅是内在真实，也并非客观地“就在那里”。它是我们相互交流创造的产物。
虽然有很多形式诱导我们陷入自我唯一性的窠臼中（如莱布尼茨悲观地将我们看成是没有窗户的单细胞生物一样），但我们既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又彼此探寻的生物。知道有另外一个人（随便是谁都可以）有和我一样的体验，意味着我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孤单地与可怕的秘密为伴，坚信只有自己才有这种感受，这种恐惧或无奈忍受的事实，是最痛苦的孤独。这就像那种频频成为科学小说的一个主题的令人恐怖的事件一样，一个人陷入一帮（即便是友好善良的）外星来客中。他的生理需要能够被满足，这个人也可能被友好相待，但是共同性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如同在科学小说中所揭示的那样，通常会有些事发生以便使共鸣成为可能，而这种进展往往是震撼人心的（生活也如同小说一样）。在影片《E.T.外星来客》中，当外星人和小男孩彼此伸出他们的手指，第一次接触到对方的时候，我们就见证了这感人的一幕。
与孤独相对立的一极潜藏着因为大量的相互联系而导致自我界限丧失的危险。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体验不仅仅是可以分享的，而且全然就是唾手可得的。当自我这种方式丧失了界限时，我们也就失去了掌控自我体验的感觉。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令人愉悦的，但也可能是令人恐惧的，甚至是危险的（如果我们不能确定那些界限会被重建的话）。对彼此之间这种完全暴露的存在的体验发展到极致就形成变态心理。
共同性与共鸣以其多样的形式构成了大多数人类交流的原料。我们可能愉快地聊天气，也可能分享从理发师那里听来的一个笑话，或者和朋友一起品着咖啡在闲聊中度过一段时间。这些大多不重要的事情，也会很快就淡出我们的视野，进入尘封的记忆；但是，真的没有了它们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感到生活虚无而冰冷。
在参与研究的人员所描述的所有的关系当中，基于共同性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关系都要更多一些。然而，这却正是我们现在概念化程度最小的维度。例如，我们怎么才能够严格、精确地把握“社会关系知觉”对另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
简·贝克·米勒和她在斯通中心的研究小组通过不懈努力，在理解和讨论共同性在心理健康中扮演的角色方面已经处于前沿位置。对于他们来说，相互共情对所有心理发展都是重要的。珍妮特·萨瑞（Janet Surrey，1987）是这样描述相互共情的（等价于共同性）：当“看”某人，并感到某人“感到被看”的同时，感到“和某人在一起”且被某人“看见”的体验。这种看见与被看见的产物就是真实地推动我们成长的心理联结。在影片《E.T.外星人》的镜头中，当我们能够（相互）触摸某人的时候，我们就变得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我们就此体验到了一种活力的激发状态，我们对自己的感觉更好，我们变得更有行动力；我们也更愿意接近他人。
米勒（1986，1988）强调，与他人相互式的交换行为对于心理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情感关系框架内的交互作用激发了我们的能量与憧憬以及行动的意愿，所以，是共同性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Surrey，1987）。包括智力的发展，作为一种联结而非死记硬背式的学习，也往往是要经由相互共情和分享式理解而产生的（Belenky，Clinchy，Goldberger，Tarule，1986）。然而，我们的文化却引导我们不去关注这些交换行为；它们并非事件（Miller，1986；Surrey，1987；Belenky，Clinchy，Goldberger，Tarule，1986）。回应他人并和他人相伴经常成为女性的势力范围，因而并没有被视为我们特殊文化情境中的行为。
甚至在本文对共同性的探讨中，我也不可避免地把注意力放在共鸣的较高等级上——那些因在某种方式上强烈或者特殊而显著的层次。要很多研究参与者要么有时间、要么有意愿去画哪怕他们与他人“相伴”的体验的一个小片段都是不太可能的。当被问到生命中是否有她没有谈过的重要他人时，被访谈者格兰达响应了米勒的观点。她被这个问题搞得不知所措，也意识到她和很多很多人的接触是多么重要。“有这么多如此重要的人。我可以坐在火车上和一个人聊上10分钟，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会永远记得从中学到了什么。那些人进入我的生活且并未在我生命中驻足，但却依然深深触动了我。有些人我甚至不知道姓甚名谁，有些人，是我们在电视上见到过并听到他们字字珠玑的谈话，还有些人我只不过和他们聊了10分钟或15分钟，而他们却都可能就此改变我的人生。”托尔斯泰（Tolstoy，1930）认为，这种打动他人式的交流正是艺术的终极功能。
布伯（Buber，1958，p.11）认为“所有真实的生活是会谈”（1958）。而会谈的精髓要旨就是真诚地参与另一人的生活。在共同性内部还有着无限的细微差别和逐渐发生的变化，这也是我们对于他人情感表达的知识的一部分；而真诚也有着很多细微差别。我们这种会谈的体验不是由认知来组织的，是在某种更为接近情感或直觉知识的领域被组织起来。
共鸣无法从外部被精确地描述出来，因为它卷入了一种熟练的情感结合。当人们彼此产生深深的共鸣时，他们觉得就像他们在共同思考、共同感受、共同应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关系与意识都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结在一起，以至于他们变成了持续进行的体验流的一部分。（头脑风暴疗程和会心团体都是规划共鸣交换的尝试。）共鸣的感受越深，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也就越和缓，每个人也就会在人际空间中感到更为充实（但并非完全）。
即便某个人的外在行为与倾听毫无二致，但我们也“知道”他（她）并非真的倾听，只是礼节性地听而已，我们也“知道”当某些人真正对我们产生共鸣的时候，他们会分享体验而非被动地听。一个人说：“你没在听我讲话！”另一个人说：“没啊，我在听啊！”两个人都说出了他们的真实体验，但问题是，自我到底有多少在认真地听呢？
这些都是体验的维度，它们超越了普通的逻辑。我们无法推导出他人的意图与心理状态。而是直觉地感受它，作为“在场”的感觉。共鸣的谈话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情感与言谈、创意与幻想，交相辉映。共鸣的谈话也是引人入胜的；两个人都充分置身于此时此刻。正是共同性的这些细微的差别造成共同性是如此丰富而又难以理解的探询的主题。
俄国有三位叫托尔斯泰的文学巨匠，我们熟知的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就去世了。此处应为阿·托尔斯泰。——译者注
8.2共同性的发展根源
对于婴儿期和童年早期过程的研究显示，共同性的根源在人生的最早阶段。
情感协调
共同性的第一项证据存在于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协调中。斯特恩（1985）为此提供了证据——他发现，婴儿对母亲应答他们的体验时的情感“匹配”是很敏感的。当母亲的回应在强度或节奏上有所“偏离”的时候，婴儿就停下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看起来一脸茫然困惑。相似的，婴儿也会调节自身以适应母亲的情感状态；他们不仅留意母亲正在做什么，同时也会注意她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的情感色彩。这种情感关系发生在语言发生之前，并且一直延续下去。尽管非言语协调的重要地位逐渐为语言和言语交流所超越，但它是一直延续着的。这就是共同性赖以存在的基本的主体间性，（20世纪逐步兴起的一个哲学与美学概念，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译者注）的走向；它早于语言发生并且超越了语言。作为成年人，我们也一直能觉察到非言语行为并且彼此不用言语文字来进行沟通交流，但是我们不太可能把这种沟通的形式概念化。要想用普通的语言把那些超越语言文字的事物表达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间接指示这些过程。
例如，我坐在演讲厅里，演讲人所说的内容使我越来越恼火。我扫了一眼我的密友，我们的眼神表明，我们都很藐视这场演讲。
又如，我和密友沿着海滩岸边散步。尽管我们都没开口讲话，我们却彼此联系紧密。到后来我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正在思考同样的事！
语言本身是基于共同性的谈话形式，它可以用于增强或者削弱谈话中的共鸣。我们和谁越亲近，我们就和谁可以用更简练的话语传情达意。作为一种大家都接受的分享意义的形式，语言提供了另一种在一起的方式。例如，我们在谈到那些我们觉得与之有共鸣的人时常说“用的就是我们的语言”。
我们能够很好地从认知角度去理解语言而不用带着情感对其共鸣。有时，我们读到或听到一些能深刻打动我们的话语，这些话语就像用高音粉碎了的水晶一样“穿透了我们”。诗人经常运用共鸣的语言，在情感上使我们融进他们的体验和真实之中。不过，当一些人用语言诉诸理智以回避感受，或是为了保持与他人的距离而说话时，语言也便成为一种防御机制。
和解
与情感协调相似，和解是一种把自我带向他人的界限并随着自我的发展整合关系的意义的过程。马勒（Mahler，1975）对理解发展的分离个体化阶段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对过程与阶段进行了图式化，通过这种图式化早期的自我感得以统一。年幼的儿童（18个月的）刚刚脱离了共生状态，享受着世界对他的爱意，实践着新的运动技能，体验着无所不能的感觉，就开始了对整个世界的探索。不过，对于与母亲分离的意识让位于对母亲的新的需要——也就是进入和解阶段。但我们应如何理解儿童这种回到母亲身边的状态呢？基于对分离和个体化的关注，马勒把和解作为加油站——既可以为不断探索世界提供能量，也可以作为对母亲稳定存在的确认。因此，关系就与儿童与母体的分离联系起来；那么根据上述分析，关系燃料对于自我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看待和解期的另一种方式是发现儿童喜欢带着母亲一起看他（她）的新发现这一点。正在迈向世界的儿童想要将他们的体验“投注”给他们的母亲，并不一定是为了确认，而是为了保持她对他们的共鸣。“来吧！让我给你瞧瞧我发现了什么！”即便母亲没有过来看、没有加入他的活动，这个蹒跚学步的小家伙也会把自我、母亲以及新的体验在幻想中联系在一起。加入我，参与我，我们对这些体验还没有足够的概念。
在成年期，和解期的矛盾作为发展性的挑战而一直延续下去：如何与那些我们的重要他人体验我们的自我，而同时又能参与进他们的自我当中，共同参与到人际空间之中。我们必须花费时间向一个又一个人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这是我的体验……让我讲给你听。”
当我们发现我们对世界的探索正使我们离开那些我们依恋的人，或者当他们成长并离开我们，不情愿或不能够包含我们的时候，共同性有时会与依恋感有冲突。我们描述我们维持肩并肩存在的感觉的努力是“紧跟”某人。在共同性的关系中，我们可能不会长期在情感上缺位或者“在一起”的体验日渐消失。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中的“工作”就是经常保持共鸣，紧跟我们的重要他人的步伐以免我们彼此“失去和谐”。
8.3共同性的表达
共同性可能包含很多关系层面，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联合的。下面我们将讨论几种。
友伴关系
心理学把家庭中的早期体验作为人格发展中的构成成分而倍加关注，长期以来对友伴关系缺乏注意。在这个领域中的复杂体验被简单地在“同辈”关系的庇护性归类下面分群，同辈被理解成与父母相抗衡的同质性实体。
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大多数我访谈过的心理比较单纯的人在谈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时候，通常是从那些他们感到有共同性的人开始谈起的。他们开始谈的是友伴关系，那些他们愿意与之在一起，共度光阴、分享快乐的人。在这些纷杂事物中夹杂着欢乐和情感的匹配，换言之，共鸣处于一种愉快的唤醒状态。
从童年早期开始，儿童就痴迷于和其他孩子在一起。游戏最初是平行发展的，然后就是相互的。就像每位家长都会发现的那样，没有哪个孩子和谁玩都一样。同龄人为彼此提供了相互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是无法与处于另一种发展水平的人相匹配的。儿童创造了他们之间的、大人无法理解的游戏。但是儿童却在体验着他们之间的共鸣：他们分享深刻，探讨每个人都为这次活动贡献了什么，借此进入一个共同创造的世界。儿童的游戏是天性使然的，它“顺畅自如”。与此同时，儿童也正在了解分享活动，试图把两个人都整合进活动当中来。最终，他们发现，和一些人在一起比和另一些人在一起更容易达成默契，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他们开始去选择自己的游戏伙伴。
温尼科特（1971）曾经描述过关于游戏的背景环境的“潜在空间”问题。这种潜在空间存在于幻想与现实之间、客观与主观之间，作为我们能够身在其间松缓客观知觉的张力的“中间地带”。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想象，可以探访和分享我们全部的重要幻想。一个真正亲密的伙伴就是一个我们能与之一道遨游于潜在空间的人。
我们从未因为长大而脱离对于玩伴的需要，尽管玩的机会在严肃的成人生活中日渐稀缺。我们仍一直需要和那些能令我们松弛界限、摘下我们的公众面具，允许我们的发明、愚蠢、幻想以及顽皮寻找到某种表达形式的人。我们对我们的玩伴能够友善的对这些予以回应充满期待。
生命中最美妙的快乐之一就是和某人一同开怀大笑。（精神分析可能会用性欲、性高潮来对此予以解释，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诠释是必要的。）笑声是一种看得见、听得到的情感共鸣。笑因为共同性而增强了其欢乐程度。如果我们独自一人正好看到滑稽的卡通片，我们就会有一种要和其他人一起分享这部片子以使他们感同身受的冲动。
致使关系难以被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一旦我们问到人们的关系，尤其是他们的友伴关系时，他们很可能会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做的事就是“找乐子”。不过，他们却难于表述清楚这种“乐子”，因为它既不是外在的也并不是内在的；它存在于人际空间中，存在于友伴之间的共同性之中。举例来说，两个青年人会发现一起去大卖场“闲逛”很“好玩儿”。他们的父母则对此感到困惑不解。浪费美好的一天时光待在大卖场里看其他年轻人来来往往，有什么好玩的？
在描述他们的友伴关系时，我访谈过的人并没有强调活动本身，而是强调他们在一起的亲密无间。“我们一起抓蝾螈。”“我们一起骑车到水库附近转。”“我们互相串门。”简而言之，我们如同为一体之我们。
温尼科特指出，在共同性中人们彼此被发现、被创造。毫无疑问，我们常常必须找寻那些我们与之有共鸣的人为伴，但我们也必须具备能力和既存人们产生共鸣。一些人之所以形单影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情感兼容的伙伴，而另一些人则是不懂得如何去体验和回应别人在共同性上做出的尝试。
新兴的我们
友伴与新兴的我们既相关，但又不完全一致。在新兴的我们中，体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只是因为它是一前一后顺次发生的。我们感到被赋予力量，自我更强大，参与到自己一个人以前无法创造的事情中去。团队的力量往往会超越个人的力量。那种“我们赢了！”的快乐感觉也与“我赢了！”的那种凯旋得胜之感大相径庭。管弦乐队在创造音乐、剧团在上演一出剧目、政治团体在影响时局变化，所有这一切都远远超过“我”这一个体因素累积之和；作为嵌入一个宏大整体的一小部分的感受是每个人都体验到的一部分。
我爱看双人滑冰，这样就有机会间接地参与进这种共同性当中。看到那两个躯体如此协调地运动展现得行云流水般的准确，创造了令两人中任何一位滑冰者都难以企及的精美形式，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而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周围就有一些这种亲密无间——可能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咔嗒咔嗒”地伴随着我们如火如荼的努力共同到来了。在这种共同到来中，我们带着深刻的确信（一起）懂得了，我们使之产生的任何一件事，既不是因你而来，也不是为我而存在，而是因为我们。
分享
随着语言的发展，通过言语交流，共同性可能变得更深刻。通过语言我们能够了解到彼此的内在世界，也可以借此探明我们的体验和存在的交点在哪里。我们用语言来寻求共鸣，在共鸣点上，我们的体验可能交叠、可能相同，抑或是能够相互呼应。我试图将我们的内在世界与他人的内在世界联结起来，用布伯（1965）所称的“恳谈”的方式在我们彼此之间架设起沟通桥梁。
分享包含了多个自我在某个情感水平上的纠结，从最为表面化的到最为深邃的都有。这是一种未必会卷入友伴关系的共同性的表现形式。我曾经为与几近陌生的人共度的时刻而深深感动，我也曾和那些我经常打交道的同伴至多只是表面化的交流。
在研究的参与者中，分享是共同性最受重视和强调的一个方面。但是，要让人们超越他们高度评价的有一个人可以与之“谈话”的体验而表达（其他的事），是很困难的，这似乎就如同语言在这个维度上所能达到的尽头。我们还是再次发现，聊些什么呢？可以聊任何事情。例如，我的一个访谈对象就说：“这个人才是我真的能聊得起来的人。”这就暗示着像这种分享并不在意是否被确认，而是为了宣泄和保持联系。对于许多人而言，这就是重视的最高境界。
当共同性处于巅峰共鸣状态时，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拥有了心灵伴侣。和这个非常特别的他人在一起，我们能够充分地了解对方并被对方所了解。我们自己的体验因为与精挑细选的朋友分享而得以增强，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因参与进他们的体验而变得更为开阔。梅格汉谈到了她“经历”了最亲近的朋友被强奸的事情。尽管那时非常痛苦不堪，她仍然因为自己能与朋友这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感到充实。她的愤怒、恐惧和痛苦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这起创伤性事件就像发生在她身上一样。
分享的另一个方面要有能被感动的能力，能够接收并体验他人感受的能力。（我认为，被感动相对于共情而言有较少的自我—他人界限，共情只是吸收了他人的体验，但是并未带着情感卷入其中；不过，被感动和共情肯定是处在同一个连续体上的。）当我们参与分享自己与他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感到“亲近”。至于我们感到多亲近，那要看这个分享有多深刻、多关键和多重要了。
我们的一个研究参与者斯图尔特谈到了他的一位同事，同时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已经共同写了两本书了。“我们一起思考得如此多，以至于当我回顾时已经分不清哪些是他写的、哪些出自我手了。即便是那些我现在正写着的东西也搞不清楚了。所有的主意都是我们俩一起想出来的，如果文章上不署他的名字那就太不恰当了。”斯图尔特就是在描述一个心灵伴侣，和这个人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心灵的满足是如此和谐，以至于两人彼此之间的界限变得无关紧要。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以此作为友谊的范例：“在两个身体里居住着同一个灵魂”（Diogenes，1925）（《第欧根尼篇》。——译者注）。
孪生幻想在人类发展中是普遍的现象。渴望拥有一个孪生兄弟姐妹，也就是渴望拥有一个能够完全共鸣的而且能够在我们所有隐晦之处“陪伴”我们的人。科胡特（1984）把这种对于孪生关系的需要理解为一种感受个人存在于人类之中的需要，是我们人类基本相似性的一种象征。我们也认识到，一旦我们的体验为他人所回应，这种体验将会更加充分。事实上，并不仅仅是回应而且是充分的响应。那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体验回来了（就像共情时那样），而是我们自己的体验也属于另外一个宣称“我亦如此”的人（或者更进一步，都不用宣称这个，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在心理治疗中，最具有治疗性的体验之一就是发现别人也是如此。他人也有如此感受，有着相同的困惑疑问、恐惧和缺陷感。人们在评估他们的治疗性体验时经常首先会提到“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个……”。
在青春期，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影子的需要达到顶点。所以，许多作家都会提到在此阶段最要好的朋友的重要性的高涨也就不足为奇了（Deutsch，1944；Youniss，1980；Sullivan，1953）。随着对人群中差异的（认知性的）识别的发展和日益增加的体验的（情感的）复杂性，年轻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需要感到“像”某人的需要。因此，亲密的青少年时代的友谊比人生其他任何阶段都包含了更深层次、也更具有总体性的信任感。发展中的自我有很多是崭新的和令人害怕的；仅有的安慰就是有一个人和我们自己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那么，可能就正如科胡特所指出的，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境遇。
就像没有哪一个孩子可以和随便哪个孩子都能玩起来一样，也没有哪一个青少年可以适合任何其他青少年的口味。尤其是在分享性启蒙方面，在努力想象自己“长大成人”的时候，青少年是彼此需要的。他们展现的是一片令人兴奋而困惑的风景，成年人（或许）能够记得它但是不可能再次拜访。
为社会地位而奋斗和经受青少年彼此间可怕的判断这种锤炼也在驱动他们（特别是女孩子）寻觅一个能够分担每日烦恼的伙伴。这种对于“成长的烦恼”的分享把青少年们一起带到一种新的共同性形式里面，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就会在人生的其他转折中发现这种共同性并加以更新。在过去，那些适应最好的人也就是那些拥有一个知己密友的人，而这个知己密友很可能会成为像配偶一样的朋友，至少在女性中间会是如此（Lee，1988）。
为了相互确认、探索可能性、感受自己面对挑战或创伤时并非孤军作战而求助他人的能力，成为预测我们一生心理健康的指标。如同友伴关系那样，分享是一种肩并肩的体验。我们可能把彼此的生活都混在一起，一同欢笑、一起哭泣。
通常将我们的体验告诉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仿佛体验本身在分享过程中要比在体验过程中更加真实。我们常常对一件事的回应不是带有情感地回应，而是心里想着“等等，等到我告诉——有关此事！”仿佛在诉说的过程中我们会等待并真的拥有我们的体验。
在我在加勒比岛度过的一周期间，我采访了一位经营水上运动设备的名叫安东尼的上了年纪的当地人，他跟我一起回顾了航海的原则。已经习惯了度假者的好奇心，他带我乘坐“太阳鱼”号出海了。很快，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风帆冲浪的人被困住了，无法驾驶他的帆板回来了。因为手边没有机动船去帮他，安东尼决定尽力把这帆板拖到“太阳鱼”号上来。即便我已经能够足够熟练地准确驾驶“太阳鱼”号（实际上我还做不到这一点），这也是一个相当野心勃勃的计划。为了把帆板和帆固定到适合的位置，我们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这花掉了我们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固定好就使它们不会干扰“太阳鱼”号的航行，同时也使各项工作都能正常运行。一路上，安东尼大多时间都在极尽所能诅咒，他诅咒的目标就是那个风帆冲浪的家伙不知道怎么依靠他自己回到他在镇上自己的家。当我们靠岸时，我欢快地对他说：“你做到了！”安东尼情感丰富地欢呼雀跃：“哦，是的！这事我应该告诉牧师！”
我不知道安东尼是否将此事告诉给他的牧师了，但是当我想到他在岸上欢呼叫喊时，我便会对人际空间借以将我们在世界上锚定的方式顿生欣赏之情，不管这种方式如何被命名。安东尼既不对我的敬仰感兴趣，也不在乎因自己的成就而骄傲。牧师自己能够理解并充分地对他所承受的负担和求职所花费的时间予以共鸣，而在这些事情里安东尼才能给他的人生意义予以定位。
情感性的共同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减缓存在的孤独感的必要的活力之感。我们所能分享的就是在讲述中的生活再现（或者更为充分地展现）。通过我们的体验，我们就能够用某种方式与另一个人联系起来并因此汇入人类存在的洪流。正是这种参与进你与我之间的空间的我们的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入和丰富的存在的意义。
主体间性
存在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共同性超越了短暂的相互作用。关系属于自我与他者的联合，而不属于其中单独的任何一方。两个人都把这层关系带到其他所有的关系与活动当中去，而且每个人也都有义务去考虑另一个人所担负的愿望与感受。因此我就会想到，如果我看到什么我的朋友可能会喜欢的东西，我就可能买下来送给他。如果谁批评指责他的话，我也会捍卫他。我小心翼翼地保守他的秘密。我会考虑我做的事情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通过我的共同性的主体间性我就能对每一件事都有所体验。
萨瑞（Surrey，1987）指出，这种过程是一个在持续不断地“考虑他人”的觉察与导向中“拥有一种关系”的过程。所以，共同性并不仅是当某人在场时才存在；共同性改变了我们体验的方式。
儿童通过建立他们友谊的界限来获得他们对相互共情和主体间性的第一次体验。标志这一通道的仪式围绕在讲述和保守秘密上。当被问及友谊的时候，青少年倾向于强调忠诚和保守秘密。作为朋友所能做出的不可饶恕的最恶劣的事情就是“说出”那些曾经私下坦白的事情。我认为这种违约行为的强度会破坏主体间性。这个朋友没有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没有维护和照顾好这份关系。当人们谈到信任的时候，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谈到他们信任（或不信任）他人能够承担一种主体交互式的关系，能够支持和照管好如为一体的我们的信念。
关于关系发展的大量知识是关于主体间性的知识。我们在了解到我们的体验是可以分享而且可以得到共鸣之后，我们必须去了解他人会如何处理那些属于我们自身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他们的那些部分，反过来，我们又是如何去处理他们身上那些现在已经属干我们的部分。我们还了解到背叛（假的，或已经改变了的感知到的共同性）与共同性的限度（“只剩下一张音乐会门票，我拿了它。”和“只剩下一张音乐会门票，如果没有你我不会去的。”作比较）。毕竟，共同性不仅卷入一个完整的结合，因此误解与协商总是围绕着自我应该在关系中投入多少才合适和话题而进行。有什么规则呢？最为重要的平衡点在哪里？
共同性的变迁是与自我、他人和我们的界限的变化同步的。共鸣存在于对自我、他人界限的控制之中，我们降低了这一界限以使得情感体验能够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无障碍地自由舒展，达到所谓“我们”的状态。但是，在不断发展的关系当中，门槛总是忽而抬高忽而降低的，就像我们忽而参与进我们之中，忽而又回到我和你的状态之中。配偶之间的多数冲突都不是关于你我之间的界限的，而是关于我们和我的。一个人或者其伴侣对我们会比对他人要求更多。那些已经把这料理妥当的老夫老妻似乎就不会把我们和我搞得令人绝望地纠缠不清（事实上，独自一个人去做我们已经习惯当作我们的一部分来做的事可能是很烦人的）。
共同性里面蕴含着信任、自信，一个被托付给我们的自我将被珍视和尊重，不会被任意地违背或者遗弃。发展的背景和文化价值观也为共同性的出现和表现形式定下基调。在操纵和利用的氛围里，真挚感不会繁荣兴旺，竞争性的和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也不会鼓励在共同性中固有的合作与忠诚。
相互了解
在相互的，共鸣的关系中，我们部分通过被告知，部分是通过直觉来达到彼此了解。我们也仅是“了解”而已。直觉（Deutsch，1944）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无意识的自我—他人界限的结果，允许体验在意识之外产生共鸣。因此，我们可以不通过言语交换凭直觉了解到他人的心声。当我们是凭借直觉和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知道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允许他人在那一刻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传统观念里一般认为女性具有更强的直觉，她们更容易柔化彼此之间的界限，也更能够容忍与他人频繁但又稍纵即逝的结合。贝肯（Bakan，1966）关于女性原则的概念实际上是论及交流的。女性将自己（行为的）核心放在交流上，放在与他人的共鸣和相互交换上。这种做法并不是自我定义的替代物，而是自我定义的表达。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女性更倾向于生活在人际空间中，而男性只是偶尔到此一游，不会逗留太久。
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了能够了解和被了解，我们势必要交流或者公开我们某些内在的状态或者体验。像这种公开并不担保有共同性，但是会使我们趋向于共同性。穿透障碍的亲密感暗含着推翻使我们无法自我揭露的防御之墙的能力。在一个具有亲密无间的共同性的关系里，我们可以率真地做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在一起自然地放松。我们的研究参与者在他们图表上列出的许多重要他人都可以简单描述为是与其在一起可以感到非常开放的人：“我们了解彼此的一切”。一旦我们了解到另一个人而那个人也了解我们，我们就会用一种无可比拟的方式密切联结在一起。
对于一些人而言，拥有像这样一种开放的关系对于生存似乎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则根本是多此一举。我的研究参与者如此频繁地告诉我那些他们从未跟任何人讲过的事情令我吃惊（也有些沮丧）。南茜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我曾经问南茜，她是否感到她从访谈交流中学到了什么。她带着极度的痛苦说：“我希望在我生命中能够拥有更多的亲密感。”我想，她说出了很多我访谈的人的心声，南茜是希望有更多的“陪伴”，不是为了确认、不是为了赞扬，只是为了布伯所称的“会谈”所带来的兴奋。
友谊
朋友是我们对于那些我们能够与之体验持续的共同性与共鸣的人的命名。友谊中存在着陪伴、分享、自我揭示和自我相互渗透。它也可能包含诸如忠诚、情感、竞争、嫉妒以及很多其他事物。友谊是一体的我们——是我们相互创造的产物，是人际空间中看不见的纽带。
想象一下我们与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重逢的体验。当我们期待着她的到来时会有些焦虑。我们只记得她过去是什么样子的，但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而且，在几分钟里，我们仿佛就在昨天相见过。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还不足以填补彼此共同走过的岁月里的所有细枝末节，但尽管如此，关系还是得以重建。我们在我们曾经中断的地方“拾起往事”继续开始，就好像那只是一瞬间的流逝一样。但是，能在此地确切“拾起”什么呢？我想，那就是友谊的共鸣与节拍，是我们的友人依然如过去那般完美，而我们也是一如既往没变。因此，我们知道说什么可以带来笑颜，我们沉浸于过去的习惯之中。我们不仅在认知上记得这份关系，在情感上也记得。我们使这层关系再现于我们眼前。
我“最老的”朋友现在是一位出色的内科医生。我只是偶尔去看看她，因为我们住在不同的海岸（美国大陆有两条大海岸线，东海岸临大西洋，西海岸临太平洋。——译者注）。然而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我仍能从她措辞的曲折变化中找到她12年前的样子，而且我自动地便会记得是如何回应的。多年来，我们各自都积攒了很多成人的重负，如责任、体验等，但我们依然能在一起找“乐子”。像考古学家一样，我们对于发现仍有很多保留至今的旧时的我们是饶有兴趣的。
和不同的朋友在一起，我们不会是完全一样的人。每一种友谊都会有其独特的语言、节奏以及独一无二的我们。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分享彼此。
失谐与情感隔离
与共同性和共鸣相对立的一极就是心理学文献中讨论更多理解、更到位的失谐和情感隔离。事实上，心理病理学可以看做是失败了的共同性的故事。一旦人与人之间彼此冲突的需要迎来的不是共鸣，而是导致误解、失望、痛苦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变得对立起来，而不是加入进来；他们是准备好打斗，而不是并肩行动。一旦伴侣中的某一位退出了，不能继续自我卷入，或者伴侣之一试图控制（而不是与之共鸣）另一位，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东西而非和他在一起，关系就变得没有共同性了。
正因为共同性能带来快乐，而失谐带来痛苦，所以人们通常会愿意照料、维护好关系。这种关照包括为了平衡自我体验与相互关系的利益而付出的努力。换言之，我们对于关系的需要和自我的需要一视同仁、等同相待。例如，我们可能不会决定去和一个朋友探讨有潜在纷争的话题，或者委曲求全以保全和谐。
对于共同利益中的冲突管理影响并决定了我们所有的关系。在富有生气而喧闹的人际关系中，人们狂风暴雨地应对冲突，随即又恢复和谐。在一个平静的关系当中，人们小心翼翼地绕开冲突；人们对于冲突过于挂怀，以至于只用那些最为策略的方式去谈及彼此之间的差异。有时冲突实际上是对共同性有帮助的，我们通过不一致的观点或者为哪里不属于我们哪里属于我画上清晰的界线来更好地了解彼此。愤怒、冲突以及好好打上一架都经常会将人们凝聚得更为亲近。
共情并不意味着如同田园诗人一般的体验，它只不过是我们用来论及听上去感性和理想化的共同性、共鸣和融洽。毫无疑问，愤怒、嫉妒、贪婪及恶意的埋伏的幽灵总是就在附近游荡。我们与这些共存——要么承认它们，要么拒绝它们，这取决于我们关于关系的风俗习惯；同时，无论我们的破坏力如何，我们都要勉力维持着联系。
8.4人们生活中的共同性
文化将我们的需要向共同性引导，赋予其形式和风格。我们可以在邂逅短暂却感触强烈的陌生人中间、将共同性与依恋感连接起来的家族成员中间、身系共同性与激情的情人中间或是在朋友这种共同性最纯粹的形式中间找到可以与我们产生共鸣的伙伴。
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ol Smith-Rosenberg，1975）在一篇当代经典文献中描述了女性之间强烈而亲密的友谊，代表了19世纪美国女性体验的特点。这些深刻的爱恋关系是与情感结构不同的男性间的关系共生的。在性别隔离的社会中，与女性的友谊是根源于共同性的，根源于在性别隔离的社会中探索女性共有的体验。史密斯·罗森伯格用字母记录这些关系的强度和发展进度，而其中许多都持续了一生之久。这些记录中有一份关于女性渴望接触、渴望了解他人的记录，是她们对于相互交流的需要的最为纯粹的表达。在当今世纪，人们仍然还拥有这样一种关系，但是他们说到这些时既缺乏坦率又缺乏雄辩。例如，当我们对共同性的需要用心理学的醒目说法表达出来时，它可能看起来更时髦一些或者更肤浅一些，而不是更为深刻。
无论我们是否谈及于此，大多数人都会在关系生活的某个地方拥有某种共同性。毫无共同性的人根本就不愿意在人际空间中接触他人，甚至在性关系或者依恋关系内也是如此。
即便共同性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主题，它也是倾向于变得和依恋与激情交织在一起。当共同性随时间而存在时，那些尤其可能拥有共同性和共鸣的友谊的女性就倾向于变得依恋于朋友。在当今这个异性之恋难以预料的世界中，女性日益求助于基于共同性的友谊关系以获得依恋感的安全感。拉蒂·拍葛瑞彬（Letty Pogrebin）在她的书《朋友之间》（Among Friends，1986）中恶作剧式地挑战了她的读者：“我敢打赌，你们有更多的前任情人，而不是前任友人！”）
共同性与共鸣也与最成功的激情关系粘在一起。人们在描述他们的婚姻时更可能强调共同性、相互依赖以及他们与配偶之间的友伴关系，而不是有关激情的维度。对于很多人来说，性欲往往成为共同性与共鸣体验发生的背景或表达形式。在长期和谐的婚姻当中，即便是性欲逐渐淡化甚至完全消失也还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联系纽带。在这些伴侣中存在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之间所创造的二人关系大于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并且他们共同规划去培育和保护这层关系。因此，每个人都会履行照料关系的责任（而不是由他人介入）。个人的需要服从于这个存在于二人之间的整体的利益。法语中将这种相互关系的创造产物称为“他们这一对”（leur couple）。
另一种重要的成人共同性的储备在于这个人与其兄弟姐妹的成人关系。我惊讶于如此多的研究被试在儿时与兄弟姐妹有着冲突的、竞争的、疏离的或者对立的关系，而现如今又重新发现他们已为成年人的兄弟姐妹，并且逐渐形成一种亲密的具有共鸣的友谊。成长中的共有体验似乎提供了共性的源泉，从中我们可以建立日后的融洽关系。
8.5狄安娜
狄安娜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真实的年过半百的画家，她有着许多兴趣爱好。她的关系图上是她经过深思熟虑画上去的朋友及其联系。
狄安娜在波士顿附近的一个大家庭中长大。她的叔叔、阿姨以及祖父母都住得很近，但是她没有同龄的表兄弟姐妹。因为父母似乎忙碌而且疏远她，狄安娜认为她自己拥有一个孤独的童年早期（尽管当地有很多亲戚）。她最为幸福快乐的时光就是和她的祖父玩“钓鱼”，但是她还是渴望有一个和她相似的玩伴。她开始产生一种想要个妹妹的渴望，一再缠着她父母再生一个，直到狄安娜6岁时她母亲又生了一个她才罢休。
在享有了最初的幸福感之后，狄安娜意识到她的尚在襁褓之中的妹妹并不能矫正她的孤独感。如果有任何影响的话，也是加剧了这种孤独感，因为她占用了原本属于她的为数不多的母亲的时间和注意力。妹妹出生之后，狄安娜的母亲患有严重的产后抑郁症，自己躲进房间很长时间。狄安娜还记得当时自己感到非常孤独。
到了10岁时，狄安娜记得她的生活背景中有很多叔叔阿姨，但是她并没有感到和其中任何人有亲近感。她的一个同龄的姑表兄弟搬到了她家附近住，但是她很快发现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怪异的天才少年，我对他无话可说。”他无法为她提供她所渴求的友伴关系。不过，狄安娜在邻里街坊中变得更具有冒险精神而且开始找其他孩子一起玩。安吉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在炎炎夏日，她们每天一起去游泳。狄安娜也会花时间陪伴比她大好几岁的偶像塔米，这个人“金发碧眼，无所不知”。
渐渐地，狄安娜感到自己的注意力开始聚焦在家庭之外的世界。她的父亲工作努力，并不经常陪在她身边。她的母亲仍然略带忧郁，过于投入在她那安静的、容易管教的妹妹身上。到了她的青春期早期，狄安娜似乎已经得出结论，那就是她将要在家庭以外寻找到她情感需要的满足。
狄安娜在发现那些用不同的方式对她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在她15岁的时候有两人成为重要人物：她的男友和她最好的朋友。狄安娜感到离男友约翰会比最好的朋友马西娅近些，部分因为他是她自尊的源泉。“他无条件地爱我，是我的支持力量。我相信他不会伤害我。他不同意我讲任何自己负面的东西。他肯定我，也尊重我的隐私。我非常依赖他，需要每天都和他联系。”而和马西娅在一起则是感到一种强烈的共鸣。“我们的联系更紧密一些，彼此理解，但是我担心她可能会在背后说我什么伤害我。我们能够谈论我们的感受、我们内在的心灵，我们也探讨我们各自的男朋友以及关系的本质——当然还有一堆嘻嘻哈哈，在一起冒傻气。”
和约翰在一起，狄安娜能感到稳定、依恋和确认；而和马西娅在一起，她能够分享和体验深刻的理解。和马西娅在一起她能够探索自己的信任机制，而且她们也能玩到一起去。
狄安娜认为她的父母是“般配的一对儿”。15岁时，她开始有了和父母的逆反关系。她认为父母在阻止她和约翰来往，以免和他发生性行为。她一有机会就挑战他们，要求自由和独立。她和母亲唯一真实联系的感觉就是她们俩都很关注身体外观。狄安娜认为她那对自己外观永远不满足的母亲就是一位化妆艺术家。狄安娜非常高兴母亲能够理解她对鼻子进行整形外科手术，而父亲则反对这次冒险。
到了20岁，狄安娜离开家去上大学，再次体验到两种紧密的联系——一种是和女性的，一种是和男性的。她崇拜她的瑞典籍室友英格丽。“我爱她。我们非常亲近。我认为她很美丽，也很会打扮自己，非常具有女人味儿，而且性感、有母性，深谙世故。她似乎就像是领先我好几光年一样。她也对我非常友善，也能容忍我的杂乱无章。她通过让我意识到我的杂乱无章给她带来的影响来塑造我。她引导我接触了那些我从来闻所未闻的事情。她是我的心灵姐妹。我们在许多层次上都有联系。”英格丽教诲狄安娜的许多事情之一就是让她允许考虑自己性欲的表达。由于是在一个严格禁欲的家庭中长大，狄安娜对性欲感到麻烦和恐惧。而英格丽则能抚平她的愧疚感，从而使得狄安娜能够开始在这个领域进行一些探索尝试。
狄安娜那时已经中止了和约翰的浪漫关系，但是因为约翰联结着她的过去，所以他仍然是她的重要他人。有很多人和事她只能讲给他一个人听，而他们也能分享他们现在的收获。“如果我觉得自己不可爱，我总会偷偷走到他跟前感受被关怀的感觉，但是，因为已经不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所以这么做的时候我也会有很多的愧疚和害羞。”
狄安娜为她终生至爱的乔治神魂颠倒，花去大量时间。尽管没有共同性，她还是疯狂地被他吸引。他们有一个长期冲突不断的关系。“我和他之间从来就没有一个安全纽带。他总是很矛盾。他会做出疯狂的浪漫之事，像送我三打玫瑰或者站在我窗户外面唱情歌，然后就突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一直在试图成为可以吸引他的那种人。但是我不断地焦虑不安。”
她与乔治之间缺乏共同性和她与英格丽之间的那种心灵契合的感觉以及和另外4个女友之间的共鸣体验形成了对照。和简她可以分享对于音乐的挚爱；和海琳娜她可以分享政治意识；而与丽恩和爱莉萨则在本质上有共同的兴趣，那就是谈论人性的弱点以及探讨她们的未来与梦想。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狄安娜试图和一个男人体验她曾经和她的那些女友们体验过的共同性。她和比尔一开始只是朋友，总在一起工作和学习。她无法像和英格丽或者其他女友那样对他讲话，但是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朋友”。她已经做好准备甩掉所谓的贞操，而选择他作为自己能够信任和感到可以安全相处的人。但是令她懊恼不迭的是，她怀孕了；他们这一对屈从于她母亲的坚持，结婚了。
到了25岁时，那时狄安娜已经和比尔结婚了。有时候，他们确实非常享受在一起共度的时光。例如，他们经常打桥牌，通常也不会争执什么。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狄安娜觉得他不能真的与她建立联系。她给他讲白天发生的滑稽可笑的事情，但是他却从中看不到幽默风趣。她可能会激情燃烧似的向他讲述在杂志上看到的一个新创意，而他已然要昏昏欲睡。他认为她喜欢和她的朋友谈的那些事情都很愚蠢。他批评她的家务工作，并将他的大部分非工作时间用在看电视体育节目上。而讨厌体育的狄安娜通过一种深刻的方式懂得了这一点，那就是嫁给他是一个错误。就因为离婚在她的家族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狄安娜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积极方面：她喜欢当母亲，所以就“尽可能停留在怀孕状态”。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把他们交给她抚养。孩子才是她真正意义的家；她总是和他们喋喋不休，即便在他们还听不懂的时候。她注定要看上去是快乐的、要成为快乐的，而且还要扶持一个快乐的家庭。
狄安娜这时已经成长得脱离了无法忍受比尔的英格丽，并开始和玛莎亲近起来，她能够向玛莎吐露一些她隐秘的想法，而玛莎也会给她回应。如果狄安娜需要某个人，她的父母和约翰会一直“在那呆着”，但除此之外他们并不具有情感上的重要性（部分是因为狄安娜私下里还是责备母亲对她婚姻的做法）。
到了30岁，狄安娜有了4个孩子，她感觉他们就像是“我的一部分。他们使我的生活有了意义。”基于她的共同性的信念她抚养他们。“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和他们分享很多关于大人私人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如同我也分享他们孩子那些事情一样，这样他们会了解我，而我也鼓励他们对我也这样做，以便我也能了解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我待孩子如同我的朋友，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母亲。他们感到我是稳定的。除了死亡，我想象不出能有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们的关系。这些都是永恒不变的。”显然她非常喜欢她的孩子们的，喜欢和他们一起玩，和他们一起分享他们的世界。
意识到她和比尔的情感疏离后，狄安娜试图使自己相信，世上所有的婚姻都不过如此，生活就是这样。比尔拥有一份成功的生意，收入颇丰，他和狄安娜在抚养孩子这项事业上是搭档，而如今他们都有些上岁数了。不过，她觉察到他对孩子们缺乏共情，她对此越来越愤恨。他就像个美军中士似的咆哮着命令他们。只要他在家（当然他也很少在家），空气就有些紧张。由于厌倦了和比尔的性接触，狄安娜就让自己沉浸在与他们一个朋友的激情缱绻的幻想中，而这种激情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实现。
狄安娜这段时间和一位真正对她和她的家庭有兴趣的老妇人艾芙莉交上了朋友。艾芙莉似乎除了真正想参与进她的生活中之外别无所求；她们能一起开怀大笑，也可以一起分享生活中的挑战与责任。狄安娜也有其他女性朋友可以与之分享关于孩子抚养和生活的体验。沉浸在和他人的互动之中，狄安娜不再感到孤独。
35岁时，狄安娜仍然被她与孩子们的联系所围绕，和孩子们在一起，她感到个人更加投入且是相互的。而比尔则已经渐行渐远了。她第一次和她那已经结婚生子的妹妹拉近关系；这也是她们俩第一次能够真实地分享她们的体验。
带着犹豫彷徨和试一试的心态以及最初多少有些即兴发挥的味道，狄安娜开始或多或少地对她的女性朋友们讲述一些她和比尔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空虚无聊。他很自我关注，而对她除了照顾家务和孩子外没什么兴趣。然而即使在这些领域他也挑剔得越来越多：她做的事情从来不是他希望的样子。她对他对待孩子的方式更为挑剔。随着孩子们日益长大，比尔开始要求更多的对孩子们管教的话语权。他总想着更有权威感和惩戒的权力，而她则喜欢孩子们拥有探索的自由，结果他们就不断地为此争吵打架。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对他们的语气会非常凶暴。在这段时间，她跟他做爱纯粹是出于义务和怕他生气的考虑。而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做爱时完全没有反应。而与此同时，她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沉浸在与完美恋人的幻想之中，这个恋人对她感兴趣，也能够分享他自己和他的感觉。
最终，狄安娜决定去做治疗，但是她发现她的治疗师沉默寡言，很少回应，对她没什么帮助。她因与比尔的关系而自责，也因治疗师的沉默寡言而自责。她的朋友艾比盖尔最终帮她寻找到自己的勇气去思考那些曾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离开她的治疗师，还有比尔。（狄安娜反过来也鼓励艾比盖尔重返学校改变人生。）
奈丽是狄安娜很喜欢的另一个朋友，她在这段日子对狄安娜有很大影响。奈丽和狄安娜分享她的性生活故事：“那是安详的、丰满的、附庸风雅的以及富有创造力的。”通过间接生活在奈丽的一些体验当中，狄安娜更新了她对过去那种为冲突所支配的性行为的态度。她觉得奈丽给了她一种可能，就是拥有一个爱人并且“把性行为带到我的生活当中”。
到了40不惑之年，狄安娜和比尔离婚了。她有两个孩子还继续留在家里和她住在一起，其余几个孩子都离开家去了大学或者研究所。到这时候，狄安娜已经和她妹妹建立了非常亲近的关系。她们可以一起聊聊童年往事，而和她分享的体验也比和其他任何人分享得都要更为深刻。狄安娜感到她妹妹已经不再去评判她，而只是接受她的本貌。狄安娜自己对妹妹也是这样做的。
狄安娜恢复了她在艺术上的老爱好，为一家大杂志做艺术设计工作。在那里她遇到了卡尔，和他在一起能体验到她渴望已久的共鸣感。“我在一开始确实没有被他吸引住。我认为他长相滑稽。但是在一起工作过程中我开始爱上他了。我们没日没夜地聊天；我们大笑，制造乐趣，激发创意，设计美妙的事物，梦想那些美梦。还有，我们也做爱。我永远不会对他感到厌倦。”
这时仍然还有一些朋友可以分享生活体验，包括那些同事中的新朋友；和这些同事朋友在一起，她可以分享她生活中工作的一面。狄安娜发现她和每一个朋友都会有一种不同程度的亲密感和一种不同的分享。和这个她可以分享对于艺术的热情，和另外一个她的兴趣则在于探讨核裁军工作，而再和下一个则是促膝长谈男人与性。狄安娜也非常珍爱她加入演奏的室内乐五重奏。她花很长时间和乐团一起工作，偶尔也会去演奏。
卡尔在40岁的时候发现有必要组建家庭，而这提议在狄安娜那里已经过时了。他们俩在很多方面都有共鸣（既是心灵伴侣，情人，又是相处两年的朋友）。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可能的解决方案。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分手了；过了一段日子，狄安娜重新找了一个男人，和他在一起时她也能感受到如同和女友及卡尔一样的共同性和共鸣。
然而，人生到了这个节点上，狄安娜已经45岁了，而可供挑选的男人也真的开始稀缺了。在她约会的那些男人中间，她极难发现那种她能够感到与其有深切联系的人。她偶尔会通过和那些已婚男人的风流韵事来慰藉自己。“我欣赏我对于他们的特殊地位。通常我们都是工作同事，有很多共同点。这些已婚男人中的大多数都只不过和我有婚外情。在我身上有某种光环，但是我令人伤心，他们非常害怕，以至于无法和我建立持久的关系。”
现在，狄安娜已经年届五旬，她体验着和男人在一起的激情，但是还没有再次发现共同性。她描述了那已然苍白的浓郁的浪漫之情、一夜之欢，甚至一些多少有点长、但是空洞的关系，她维持这种结合的意图只在于获得一种“亲近男人的愉悦”。随着她在设计界事业的蒸蒸日上，她使她的规划与技能都得到了锻炼。她无法忍受试图控制她的或者干涉她工作的男人；她需要的是愿意去了解她、理解她的人，是要拥有梦想和她分享并化为现实的人。其实也就是只要顺着她的志向简单“陪伴着”她，并在她的人生剧目中陪着她一起快乐的人。
狄安娜一如既往地在她那一大群女友当中体验着共同性，尽管这些朋友是每个阶段都要更替的。当这些人分享她当前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他们对她的作用是最强的；而过后他们就逐渐淡入进背景里面，直到最终消失。她的模式并不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强烈的依恋模式。更确切来说，她可以深入联系任何能和她结合起来的人，以及任何她能结合起来，但是她还可以我行我素的人。
在她行将度过人生四十、步入半百之年的时候，她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而在早些时候她和父亲之间只有最为肤浅和疏远的关系。在他患病期间，作为一个尽职本分的女儿，她去医院探望了他，她发现他们在世界政局方面的很多兴趣都是相同的。她也发现他们俩都是“性格达观”型的人；甚至他们都很有幽默感。她变得开始欣赏他并且找到了一种他们能够成为朋友的方式。
狄安娜主要的依恋关系是和她的孩子们的，而他们已经长成独立、活泼而且风趣的人。她喜欢他们回家看看，分享他们的冒险与希望。她和他们一路同行，和他们在一起感受到最充分的开放。他们一直是“永恒不变的”。
从狄安娜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为共同性而奋斗并以其为荣耀。超越了性欲和依恋，也和她对确认和支持的需要无关，狄安娜需要与他人有深层共鸣的联系。从她最早的回忆和希望有妹妹的愿望开始，狄安娜就渴望拥有一个同伴（某个能使她感到少一些形单影只并和她“相像”的人）。她和人们联系紧密（尽管有些罕见而且杂乱），并且通过与別人分享兴趣、需要和感觉来丰富自己，而她反过来也吸收朋友们的分享，她的模式是一种“肩并肩”的模式，某个人通常是和她“在一起”的。当她谈及她的朋友的时候，她有很多话可说，她也需要讲述他们的故事。她很清楚他们是谁以及她与他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她的世界是一个人满为患的世界，她是住在一个她与他人共同创造的充满活力的空间里的。她的事例证明了萨瑞（1987）所号召的，要参与到那种具有相互性的给人以力量的关系中；简而言之，她和她的朋友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回应。狄安娜的核心世界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尽管她还没有一个根本的伴侣，尽管她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她自我的核心价值还是由她与他人有共鸣的相互联系的矩阵所限定。
8.6共同性与心理治疗
长期以来，治疗师一直怀疑自己与患者的共同性中存在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可能就是重要治疗因子（Fairbairn，1957，Yalom，1989），但是，我们已经苦于去把这个有关相互影响的妙不可言的（而且是非智力的）因素概念化（参见Kaplan，1988，Jordan，1986）。这就是格瑞森（Greenson，1967）所谓的“真实的关系”：这种交易发生在因工作而团结在一起的两人之间。与共情和洞察并存，超越移情的两人之间的联系，正是治疗会面的本质。
下面是狄安娜描述的在去年的治疗过程中发生的一次积极体验：“与那沉默的羔羊（她的第一位治疗师）相对比，我们真的是在交流。我们就像是合作者。当我们有了新的顿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共同的快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更好地掌握了彼此的语言运用和意象模式。当我们确实交流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对彼此了解得更完善：我可以说出什么的时候我是真的在和他交流，而什么时候我走神了，我想，他对我也是如此。”
有时，在我们作为治疗师最为全身心投入（也就是没有丧失边界，没有借助患者来实现我们的幻想和需要，而是完全参与到人际空间来的时候），对于患者最有治疗功能的时刻就来临了。显著的治疗性因子可能包括治疗师和患者分享欢笑，或者思考同样的观念，或者是治疗师要认可一种共鸣性的情感。在充分合作的时候，治疗可能才是最有效的：此时此刻，两位参与者都因这次邂逅而发生富有意义的改变。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了解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