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文
2015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外界的事不必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也不少。先是母亲手术，接着是我中招。平生第一次输液，第一次住院，第一次上手术台。既然是治疗，难免恶心难受身体不适，可奇怪的是，整个过程情绪稳定，一点儿也不担心紧张。甚至偶尔地，我还对医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想，除了西门媚的悉心照料，以及我早年的医学基础，可能还跟我这几年以“身体”为主题的阅读和写作有关。
有一本书，名为《错位: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再适应当今的世界》（彼得·格鲁克曼、马克·汉森、温斯顿勋爵著），内容很有意思。作者认为，进化造就的人类身体与人造环境之间的矛盾正在变得更加尖锐。例如我们的长寿，就是一桩不符合进化理论的怪事。生命的原始目的在于繁衍，故而身体只需承担起生殖养育的功能即可。可是现在，人类的身体却要“超期服役”数十载，怎么可能不出毛病？我大概从中记取了些许聊以自慰的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给《最好的告别》（阿图•葛文德著）一书写书评的时候再次探讨了一番。正如蒙田所说，在漫长的人类史上，“死于老年是少见、异常、奇异的死法，远不如其他死法来得自然——这是最不可能、最极端的一种死法。”工业化以来，与长寿相伴的疾病必然改变我们对所谓人生的看法。
住院期间没法看大部头，枕边放了一本许倬云先生的小册子《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随便翻翻。过去不知怎么回事，许先生的书我老是喜欢不起来。直到读了《万古江河》，我才明白为什么。一个历史学家试图用一个理论框住数千年的历史，难免有削足适履的嫌疑，这本演讲集也是如此。虽说是讲华夏诸族与蛮夷戎狄的交融嬗变，却遗漏了西南巴蜀一大块，看得我颇为不满。
可是，同样用理论框事实，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却让我读得很畅快，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想了想，大致因为几点。一是叙述的时间跨度：在更长的时间段里，标志性的事实更容易辨认或找出；二是事实本身的可验证程度：赫拉利掌握的事实远比许倬云面对的要坚实得多；三是自己的立场：如何平衡真相与情怀，老实讲，历史学家容易滑步；还有一点，作者也不讳言，他受益于贾雷德·戴蒙德的研究思路。相信读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读者会对《人类简史》的理论架构很熟悉。
很大程度上，《重返人类演化现场》就是一本寻找坚实事实的著作。在这本书里，科普作家奇普·沃尔特试图标志出人类演化进程中的几个关键事实。譬如直立行走与大拇趾的关系，咽喉部的结构变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等等。虽说这几个事实并不新鲜，但值得如此细细分析。然而我更喜欢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的演讲集《人类的起源》，虽然他的有些结论目前看来有点儿陈旧。更陈旧的是弗朗斯•德瓦尔的《共情时代》。他透过灵长类的研究看人类，所得的结论有如重新发明了车轮。
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推荐了《重返人类演化现场》，恰好今年我也读了《灵魂机器的时代》。库兹韦尔的这本书最早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一再推出，不仅经久不衰，更有越来越受人关注的趋势。说明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笼罩着玫瑰色的幻梦，而越来越具有现实的意义。
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是“身体”话题的自然延伸。所以我觉得认知神经科学家约翰•S.艾伦在《肠子，脑子，厨子》里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我们的身体在演化进程中曾经做出的取舍，放在不久的将来，还有改进或重新配置的可能吗？
这个问题，我在自己的随笔集《人的展开》里也有涉及。2015年的年初，我的这本小书由花城出版社推出。本书的内容，有一大半与“身体”有关。更确切地说，和大脑有关。过去好几年，我花了不少精力去考察各种人类观念。后来我发现，如果自己对观念生产的场所不做一番了解，恐怕会谬误百出。这个场所既不是恒定不变的，也不是简单透明的。甚至可以说，它相当晦暗复杂。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在《人的展开》里写下了不少关于意识、心理和行为的思考笔记。虽然烧脑，回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前不久，梁小民先生在《上海书评》里就这本书表扬了我，很高兴。
20世纪下半叶迄今，认知神经科学从无到有发展迅猛。读者可以通过《21世纪的心理科学与脑科学》（罗伯特·索拉索编）一书，看到这一学科的阶段成果，还能从中看到学科的未来方向。因为写作此书的每一位学者都是这个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见解极具前瞻性与启发性。
每当我目睹自然科学的进步，就会灰心于人文学科的保守和滞后——尽管这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就拿《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来做例子吧。在这本书里，大卫·勒布雷东谈论的“身体”不能说没有意义。经由他的讨论，身体的概念并未变得更清晰，反而在含混的术语中变得更加碎片。古怪的是，这种神神叨叨令人烦扰的文风在《论家用电器》（汪民安著）得以发扬光大，彻底地极端化了。关于它，我已在《上海书评》上吐了槽，不再赘述。
当然，我可能有些苛求。身体本来就是生理、心理与社会的复杂体，贪大求全必然出问题。很多时候，不同侧面的刻写比貌似宏阔完整的概括更可信。例如名为《身体》的剑桥主题讲座，八位研究身体的学者，就胚胎发育、基因计划、繁殖伦理、身体政治以及裸体艺术等所做的演讲，我就觉得有些意思。另外，罗威廉在《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对身体暴力的历史考察，也很有意思。
既是物理学家又是小说家的C.P.斯诺曾经感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割裂给人类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我比较赞同他的想法。那么，这割裂的二者如何黏合在一起，甚至生发出有机的东西？我觉得，对人类身体的认识，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能够成为强力的黏合剂。理查德·戴维森等的《大脑的情绪生活》，以及乔纳森•海特的《正义之心》算是比较成功的尝试。
或许有人会说，《大脑的情绪生活》谈的是情绪，《正义之心》论的是道德心理，跟认知有多大的关系？那么我得说，这样的见解落伍了。现在的认知科学，不再仅仅局限于研究信息在大脑中的加工机制。或者说，所谓信息的概念，已经不再仅限于输出输入、表征、推理、计算等等这一类“干硬”的描述，而涵盖了感觉、情绪、体验等“湿润”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有可能就是上述“黏合剂”的有效成分。
与之相关的，2015年我还读过迈克尔·托马塞洛的《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和顾凡及的《脑海探险》。不过，我从这两本书里收获的东西不多。前者充满了太多的假说，后者则只是对认知科学的泛泛概括。同样的，罗伊·波特的《疯狂简史》也是如此，论述过于简要，让人很不过瘾。反倒是《对伪心理学说不》（基思•斯坦诺维奇著）这本科普书值得一读再读。抛开不伦不类的中文书名（原书名为“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你会发现这本看似通俗的读物，完全可以当成所有科学研究者的行为守则，不仅要牢记，而且要践行。
斯坦诺维奇的这本书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概念的可操作性。我认为，如果一门学问的抽象概念都能够转换成可观察、可测量、可操作的定义或特征，那么这门学问就可以视为科学。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作者谢宇的工作很有价值。记得有一次冉云飞兄对我说，他的女儿很佩服谢宇的学问。
《中产中国》是李成主编的一本社会学文集，有几篇文章也是基于可操作性而得出的成果。梁雪的《颐和园测绘笔记》则过于平淡，我在《新京报》上评过。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可操作性是判断所有知识的惟一标准。有时候，它甚至一点儿都不重要。阿尔伯特·赫希曼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经济学者，他的著作从来没有公式，也没有数字，但却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再版的《退出、呼吁与忠诚》举重若轻，不拘一格，乃赫希曼的名篇。
比较而言，阿莱克斯·彭特兰的《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有不少数字和公式，却给我金玉其外的感觉，远不如我2014年读到的《预知社会》（菲利普·鲍尔著）。
在可操作性方面，斯蒂芬·平克也拿捏得很好。今年国内一口气推出了他的好几个大部头。《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我写过长书评，《语言本能》、《思想本质》都是好书。《语言本能》曾被评为20世纪100部最佳科学书籍之一，堪称平克的代表作。《思想本质》我刚读了开头，明年继续。
新晋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中探讨的，同样关系到可操作性的问题。在他看来，人们追求的平等，其中一些目标根本没有操作性，还有一些消除不平等的方法简直就是帮倒忙。反过来，要让目标和方法都有效，就得调整我们看待平等与不平等的眼光。面对这些问题，迪顿体现了一个学者最宝贵的品质：直言不讳。
很大程度上，在《记忆的政治》里，周海燕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坦诚。红色延安的集体记忆是如何构建出来的？好奇心强的我找来一读，不出所料，但细节丰富。
与平克同属认知科学领域的心理学家达契尔·克特纳在中国貌似没什么名气，翻译过来的书就只有一本《生而向善》。虽说写得一般，还是有不少干货。今年奥斯卡动画片奖最有力的竞争者《头脑特工队》，克特纳做了科学顾问。
在我的阅读里，社会学大师诺贝特·埃利亚斯一直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很希望他的著作更多地译介到国内。《个体的社会》的内容分为三编，文字多有重复，甚而啰嗦，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
说到文字，不得不提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包括《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尤其是《关山夺路》，大概写于王鼎钧笔力最健之时，行文犹如老吏断狱，极尽简洁与狠准，且具有中文写作罕有的思想深度。
钟鸣的诗歌与王鼎钧的散文一样风格独特。他的诗选《垓下诵史》上下纵横，绵密奇诡，能够将人引入奇妙之境。书中最后一首诗是题献给西门媚和我的，标题是《欢迎来到庞奇》。
好几位朋友在今年出了新书。譬如戴新伟的《许多张脸，许多种情绪》、张明扬的《此史有关风月》、绿茶的《在书中小站片刻》等等。读朋友的书，让我感觉安心，嗯，似乎什么都没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