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文、砖文、瓦当
汉代的铜器承战国以来的风气，多作为日常实用器具，日趋精美小型或朴素实用，纹饰也变为简朴，甚至流行素面无纹饰。铜器上的文字以契刻为主，内容一般只记器物名称、制作年代、重量、容量、管理者、监制者或制作工匠姓名等，字体则篆书与隶书均有使用。《齐大宫钫铭》是1980年在山东缁博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前188——前179年在位)墓中出土的，书体属于草率的篆书，有兴趣盎然之趣，契刻看似随意、不规整，却于字形姿态的挪让承接十分巧妙，字的内部空白与字外的间距空白处理得疏密对比协调得当。《平都犁斛》(图2.12)是汉武帝时期器，其铭文包括了两种字体与风格，前三行为精美的小篆，结构舒展，线条秀润挺拔，圆转中兼具方折，有十分闲雅的气息。最后一行记录容量与重量的小字，其结构关系则以方折为主，是以当时通行的隶书手写体契刻的，略带篆意。1981年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一号从葬坑出土的《阳信家盆》(图2.13)是武帝之姊阳信公主家所用器物，其铭文以隶书契刻，长短不一、间距疏密不等、方向略有参差变化的横向线构成了一个整体基调，竖向线和旁逸斜出的撇捺在此基调上构成了线向的丰富性，单字完全融人整体的章法之中，大小长短方扁不一，构成了整体的节奏律动。《上林鉴》(图2.14)作于西汉晚期的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年)，铭文为篆书，结构上化圆为方，突出强调了横、竖线的排列组合，但字形和偏旁结构并不作完全的对称，笔画分割出的空白有疏密对比的变化，因此在体势的端整平正中寓微妙灵动的变化。
与其他铜器的铭文为契刻不同，汉代铜镜上的铭文则出于范铸，制作精美，其书风往往与周围的纹饰图案相协调，文字图案化，富有装饰趣味，在汉代金文中自成体系。作于西汉中期的《昭明重圈镜》(图2.15)即是一例，笔画被修饰成花叶纹状，灵巧柔美。
西汉时期的砖、陶上的文字已出土者较少。《夏阳扶荔宫砖》(图2.16)出土于陕西韩城汉扶荔宫遗址，属西汉中期，范制而成，篆书，用字规范，书风严整，结构以方折为主，与传世的汉代印章字体、风格非常接近。瓦当在古代建筑上覆于檐际，起到遮挡、固定和美化瓦檐的作用。早期的瓦当有素面，也有带有饰纹的。而带有文字的瓦当，根据考古发掘，起始于西汉。把文字运用于圆形或半圆形的瓦当之中，需要改变汉字的外形结构以适应瓦当中规划出来的扇面空间，这就需要制作者的匠心和巧思。瓦当文字一般使用变形潜能强的篆书，强化其装饰美化的特征。1980年出土于陕西华阴汉京师仓遗址的《千秋万岁瓦当》(图2.17)，将文字笔画修饰为鸟虫纹样，富有装饰趣味，此即汉代盛行的“鸟虫篆”。总体而言，文字瓦当艺术以西汉时期最为鼎盛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