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81年10月21日
地点：济南铁路局宿舍马老家
记录：孔庆柱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为反抗国民党的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在汉口举行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南昌起义打响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后，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专门制订了《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阳新暴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它与另外两次起义事件统称为“大冶兵暴”，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和湖北省委领导，程子华、白一杰等指挥的一次成功的兵暴，成为中国革命斗争史中及其重要的一页。
阳新暴动发生在1929年的冬季，由中共党员白一杰同志指挥发动。当时我在国民党独立十五旅一团一营一连二排四班当兵，班长就是白一杰。大冶暴动发生在阳新暴动的前一个星期，是程子华同志领导的，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员，是我们团二营的排长。
我们团原驻在武昌，1929年冬季奉命调防大冶阳新，进行所谓的“剿匪”，即打红军。一营驻阳新城里，二营驻大冶。记得在这一年的阴历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上午，营部的文书（姓王，名字记不清了）说：“二营在大冶暴动了，三营调去也暴动了，天晴后我们就调回武昌”（当时天下大雪）。这个消息一传开，四班长白一杰就与七班长孟宪章窜连密谋组织暴动。事先约定，先把连长、排长收拾了（因他们不同意暴动）。
半夜12点刚过，白一杰和孟宪章就带领我们开始行动。为避免走露风声，保证暴动成功，不准用枪、只能用刀砍。但忙乱之中，没把连长砍死，使他得已拔枪射击，白一杰同志当场中弹牺牲。孟宪章同志带领我们先控制住了西门，从西门跑到城外集合，全连9个班只跑出80余人。我们当时决定去三溪口，由于雪大找不到路，迷失了方向。领导暴动的唯一的中共党员白一杰同志牺牲了，无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但当时红军在当地比较活跃，群众基础较好，各村都组织了赤卫队，所以我们的活动很快被赤卫队发现。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动机，就监视着我们的行动。
第二天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群众都不见了，也找不到粮食，只弄到一些地瓜充饥。我们在群众的监视下，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还是一个连的编制，编为两个排、六个班，由孟宪章同志任连长，还指派了司务长、排长、班长。晚上找了个老乡当向导，往三溪口进发。结果两个向导带着我们摆开了迷魂阵，在当地来回兜圈子，走了一夜只走出五里地。第三天的早上就被赤卫队层层包围，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连长回答：“我们是红军新编第一大队，要到三溪口去”。他们答应给我们带路，又给我们弄了些吃的，安排我们住宿。第四天我们在一个叫做高桥的村庄住下，来了30多个带枪的人，把我们的枪都缴了，但子弹仍由我们带着，连部的枪没有缴。对我们的照顾就更加周到，考虑到我们是北方人，还给我们弄来挂面，杀猪上酒，晚上睡觉每人两床被子。第五天从大冶来了个司号员，是一营的，我们都熟悉。他给我们述说了大冶暴动的情况，我们向中共方面介绍了阳新暴动的经过，才算增强了了解，消除了误会，枪也归还给我们。第六天在离三溪口不远的地方，红军把我们改编为红五军五纵队的一个教导队，我当通讯员。当时军长是彭德怀同志，纵队长是李参同志，何长工是党代表，程子华同志是纵队的一个支队长。教导队长是辛长发同志，党代表姓石。北红军改编后，我们在龙港过了一个欢欢乐乐的春节。
关于阳新暴动前，我党的秘密活动和大冶、阳新暴动的联系，由于我当时不是党员、年龄又小，所以不大了解，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连先后有七、八个党员。在暴动前白一杰同志问我：“你愿意跟我暴动当红军吗？”我当时由于对国民党军队的黑暗十分痛恨，就说：“干！憋急了我什么都干。”事后回忆，当时暴动由于时间仓促，对上层工作做的不够，缺乏周密细致的部署，结果使白一杰同志光荣牺牲，队伍也只拉出来一部分。但是，大冶、阳新暴动发生在中国革命由失败到复兴的转折时期，不仅在鄂东南而且在全国范围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开启了共产党人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策动兵变的先例，另一方面奠定了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基础，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