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水浒传》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惑，堂堂七尺男儿为什么要学小姑娘戴花啊？花花公子西门庆戴花也就罢了，可恼的是连李逵这样的人物竟然也戴大红花，这画风实在是雷人啊。
翻翻《水浒传》原著，发现这事儿不能怪导演，这些梁山好汉们真的是热爱簪花的。
比如「鬓边爱插芙蓉花」的杨雄，「发边长插四季花」的浪子燕青，「斜戴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的阮小五，甚至刽子手蔡庆，因平时喜欢戴枝花，遂被大家称为「一枝花」。宋江、索超、柴进、焦挺、周通、杨志、戴宗、花荣等，也都喜欢簪花。南宋时期，还有江湖大盗用「三朵花」作为自己的称号，引来众多大盗仿效，给自己取名为四朵花、七朵花、九朵花……。簪花，俨然宋代男子的一大时尚。
四相簪花
簪花的风俗并不是从宋代开始的，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在朝冠上插花，《隋史》中还有隋太子外出打猎，头戴玉冠，并插上金花做装饰的描写。唐时也有男子簪花，但在正史中未见具体记载，只在《全唐诗》和一些风俗笔记中有相关描述，可见那时男子簪花还不是主流文化现象。
可是到了宋代，男子簪花迅速演变成全民化的现象。每个季节，只要有应景的花朵，男人们都会争相戴在头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风潮，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宋人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的四相簪花的故事：
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扬州太守韩琦官署的后花园中，有一种叫「金带围」的芍药，一枝四岔同时开了四朵花，花瓣上下呈红色，中间长出一圈金黄蕊，人们呼之「金缠腰」。韩琦十分高兴，请来当时正在扬州驻留的大理寺官员王珪、王安石和陈升之三人，共同观赏这一奇景。因为花开四朵，饮酒赏花之际，韩琦便剪下这四朵金缠腰，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没想到此后的三十年中，参加赏花的四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从此，芍药就被评为名副其实的「世瑞」和「花瑞」，人们说，有幸遇「金缠腰」并簪戴的人，会有升官的好运。
欧阳修在《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描述了一种时风：“京师轻薄儿，意气多豪侠。争夸朱颜事年少，肯慰白髪将花插。”
“上之所好，民必甚焉“，宋朝百姓倾情的簪花运动，与皇帝的喜好和鼓励是分不开的。朝廷之内，皇帝每次招近臣到后苑赏花，都要将他喜爱的花卉摘下，赐予身边的亲王和宠臣，让他们戴在头上，以此象征至高的荣耀。如此到了花开时节，每到游玩之时，人们都将时令鲜花插于头上，成为东京城中一大盛景。宋徽宗更是男子簪花的最大拥护者，每次他出游归来，都是一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的形象，陪行的官员和侍卫们也都戴着鲜花，浩浩荡荡。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宋代男子都热衷于簪花。那个小时候砸过缸的司马光就不喜欢戴花，从小喜欢朴素的生活方式，对豪华奢靡的排场很反感。宋仁宗宝元初年，二十岁的司马光中了进士甲科，在参加朝廷为新进进士举办的闻喜宴时，皇帝赐给每人一枝花，别人都视为极大的恩宠，都赶紧戴上以表谢恩，只有他不戴，直到旁边人提醒，他才勉强地把花插在帽檐上。
针对有些人不习惯戴花的问题，宋朝御史采取了应对措施，如果官员不把所赐之花戴在头上回家，就要受到御史的弹劾。很快，簪花成为一种明文规定的礼仪制度，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
到后来，人们已经习惯把赐花、簪花看作是一种至高的荣耀，它已经成为仕途升迁的重要标志。正因为花在仕途升迁和人事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将插花与焚香、点茶、挂画相提并论，合称「生活四艺」。
朝廷更将插花列为四司六局专营项目，其中排办局专管插花，进一步促进了花文化在宋时期的普及。花成为最常见的馈赠之物，连花瓶、花盆都变成士大夫相互馈赠的文房雅物。更有甚者，引发了以金银制作仿真花变相行贿的陋俗，一度引起朝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