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义寺破题

三义寺破题

——田园调查手记之十三·绣林山

叶继程

2026年2月下旬。石首城北。绣林山余脉的荒草深处,我随文友寻访三义寺旧址。

已是三月早春,江南残冬的寒意仍未散尽,眼前的景象,与史志里“飞甍临江,香火不绝”的记载判若两物:一段青灰砖墙半埋在枯藤与新抽的杂竹间,歇山顶的瓦垄被野葛织成的网层层包裹,檐角的兽吻早已不见,只余断砖残瓦在料峭春风里发出细碎的声响。墙根下,几株野艾顶着残霜倔强吐绿,几点新翠刺破荒寒,像是古寺不肯熄灭的余烬,在三月的风里微微颤动。

长江就在不远处,江风卷着湿润的水汽漫过残垣,带着初春特有的清寒,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这残寺,这江风,这半枯半荣的荒草,分明是一部被时间啃噬过的活史书——它藏着三国风云的余响,藏着船民祈福的香火,也藏着一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历史遗迹的复杂情感。

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对绣林山的记忆,始于童年时长辈口中“刘备招亲”的故事。那时只当是戏文,直到三月的风拂过耳畔,站在这残寺前,才真切感受到:那些被我们当作传说的过往,其实一直以砖瓦、碑刻、地名的方式,扎根在这片土地的肌理里。

石首,古称“石首山”,因城北有石孤立于江边而得名。而绣林山,则是石首城最富传奇色彩的地理坐标。

据《石首县志》记载,绣林山原名“阳岐山”,三国时期,刘备迎娶孙权之妹孙尚香,在此“结绣林为帐”,举行盛大婚礼,阳岐山因此得名“绣林山”。这一事件,被罗贯中写入《三国演义》,演绎成“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经典桥段。

而三义寺,正是这段历史的物质载体。

在石首的民间传说里,三义寺的缘起,与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紧密相连。

相传,刘备在东吴招亲后,携孙夫人返回荆州,途经绣林山时,曾在此驻留。诸葛亮、关羽、张飞率部前来接应,四人在山上设坛盟誓,重申“匡扶汉室”的初心。当地百姓为纪念这段忠义之举,便在山上建庙,初名“玄德庙”,后因供奉刘备、关羽、张飞,更名为“三义寺”。

这一传说,在石首的地方志与口碑文学中代代相传。清乾隆年间的《石首县志》载:“绣林山,在县北一里,三国时蜀昭烈帝纳吴女于此,绣林为帐,因名。山有三义寺,祀昭烈帝及关张二将。”

而在石首船夫的记忆里,三义寺更是一座“护佑之寺”。长江石首段水流湍急,险滩密布,过往船民每逢出行,必到三义寺焚香祈福,祈求刘关张保佑一帆风顺。久而久之,三义寺便成了长江航运的精神坐标,也成了石首人“忠义”精神的象征。

如果说传说为三义寺披上了一层浪漫的外衣,那么史料则为我们勾勒出它真实的轮廓。

三义寺的始建年代,史无明载,但据《荆州府志》考证,其前身“玄德庙”应建于唐代。唐代宗大历年间,荆州刺史庾准在《石首玄德庙碑记》中写道:“石首城北有山,曰绣林,昭烈帝驻跸于此。邑人怀其德,立庙祀之,名曰玄德。”

到了宋代,玄德庙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成为鄂南地区重要的宗教场所。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曾记载他途经石首时,“登绣林山,谒玄德庙,见其殿宇宏敞,香火甚盛”。

明代,玄德庙正式更名为“三义寺”。明嘉靖年间的《湖广通志》载:“石首三义寺,在绣林山,祀蜀昭烈帝及关张二将,明洪武年间重建,正统年间赐额‘三义寺’。”

清代是三义寺的鼎盛时期。据清乾隆《石首县志》记载,当时的三义寺“殿宇三重,佛像百余尊,僧众数十人,香火之盛,甲于荆南”。鄂南才子吴寿平为三义寺题写的楹联,更是千古传诵:“红面关,黑面张,白面孔明,面面护着刘先主;奸心曹,阴心权,雄心周瑜,心心夺取汉江山。”这副楹联,不仅对仗工整,更将三国风云浓缩于二十八字之间,成为三义寺最鲜明的文化符号。

三义寺的命运,与石首城的兴衰紧密相连。它见证了三国的风云,也经历了明清的鼎盛,最终在近代的战火与城市变迁中,走向衰败。

清末民初,随着长江航运的衰落,以及战乱的频繁,三义寺的香火逐渐冷清。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占石首,三义寺的部分殿宇毁于战火。此后,虽有地方士绅捐资修缮,但已难复旧观。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石首城屡遭兵燹,三义寺更是无人问津,殿宇倾颓,佛像蒙尘。

1938年,日军侵占石首,三义寺的大部分建筑被拆毁,木料被用作修筑工事,仅剩一座山门和一段后墙。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的三义寺“断壁残垣,野草丛生,只有几只乌鸦在檐角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

1958年,为了打通鄂湘交通,当地政府在三义寺旧址附近修建了“三义寺汽渡”。汽渡的建成,彻底改变了石首的交通格局,也让三义寺的残迹被彻底遗忘在城市的角落。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绣林山被纳入城市公园的规划范围。当地政府在三义寺的旧址上,重建了一座寺庙,定名为“东岳寺”。新寺采用仿清式建筑风格,伽蓝殿仍供奉刘关张像,试图延续三义寺的文化记忆。

而我们今日所见的残垣,正是唐代三义寺的原基。它被现代居民楼和三月初萌的草木包围,枯藤间已冒新芽,荒草里渐生春意,像一位被遗忘的孤者,默默注视着城市在春光里更迭变迁。

站在三义寺的残垣前,我久久不语。三月的风掠过墙头,带着泥土与新芽的气息,目光抚摸着斑驳的砖墙,划过砖缝里刚冒头的青苔,像是在与千年前的工匠对视。

“你看这砖,”同行的文友指着一段青灰砖墙说,“这是唐代的砖,质地坚硬,纹理细密。而旁边的红砖,则是明代修缮时补的。这一唐一明,跨越了数百年的时光,却在这三月的残垣上相遇,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我们在残垣下发现了一块断裂的石碑,碑面已被风雨侵蚀,字迹模糊不清。经过仔细辨认,我们认出了“大明嘉靖三十六年重修”的字样。这应该是明代修缮三义寺时所立的碑记,可惜大部分文字已无法辨认。

“这块碑,是三义寺兴衰的见证。”他说,“它告诉我们,三义寺在明代曾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而这次修缮,也正是它走向鼎盛的开始。”

江风渐起,吹得残垣上的藤萝新芽沙沙作响。我似乎听到了千年前的钟声,看到了船民们焚香祈福的身影,恍惚间刘备携孙夫人在绣林山举行的盛大婚仪在眼前铺开。这些场景,虽然早已远去,但它们的余响,却伴着三月的春风,一直回荡在这片土地上。

三义寺的命运,折射出中国许多历史遗迹的共同困境: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它们该如何自处?一方面,历史遗迹是城市的文化根脉,是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桥梁。三义寺不仅是一座寺庙,更是石首三国文化的地标,是荆州“忠义”精神的象征。如果我们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城市发展的需求又不可忽视。三义寺汽渡的建成,打通了鄂湘交通,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绣林山公园的建设,也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

如何在保护历史遗迹与推动城市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我看来,保护历史遗迹,并不是要将它们封存起来,而是要让它们融入当代生活,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可以在三义寺的残垣旁,建立一座小型的历史博物馆,展示三义寺的历史与文化;我们也可以将三义寺的故事,融入到绣林山公园的景观设计中,让市民在三月春光里休闲娱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魅力。

只有这样,历史遗迹才能真正“活”起来,才能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夕阳西下,三月的江面泛起金色的波光,春风拂岸,暖意微生。我们告别了三义寺的残垣,踏上了归程。

残寺无言,对江而立。它的余音,将伴着岁岁春风,永远回荡在绣林山的风里,回荡在石首人的心里。

作为一名文史写作者,我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要记录历史,更要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我希望,通过我的笔,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三义寺的故事,了解石首的历史,从而更加珍惜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残砖断瓦,古寺长江,

前不见香火,后不见钟磬。

一砖一瓦皆故事,一风一浪是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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