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讲了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和学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图书，文物移到西南地区，抗战胜利后再北上的故事，全文写至文革，此时，一个个坚韧璀璨的生命，终究在历史的车轮碾压下，发出沉重的呻吟。金越南先生笔力深厚，能把学者们的一生戏剧性的展现在你面前，你好像陪他们走完了并不漫长却艰辛的一路，这些名字不再是烟云，伸出手，你甚至可以触摸到他们跳动的脉搏。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时刻，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拒绝做亡国奴，为了保存文化的火种，他们不离故国，长途跋涉，颠沛流离，与百姓共赴国难，面对疾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守望相助，穷且弥坚，坚持教育育人、学术抗战、焚膏继晷、薪传火播，承续中华文化的命脉。印象深刻的有王国维，林徽因，梁思成等人。
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言，自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一百多年才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荀悦死后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陈寿死后七百年，直到11世纪才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12世纪产生了郑樵。郑氏死后六百年，到18世纪才产生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白余年，才有旷世奇才王国维横空出世。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一千六百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然而，一代大师，旷世奇才，却沉入湖底，令人骇然。我更愿相信他是为文化而死。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迁徙到四川李庄后变得非常窘迫，林徽因得了严重的肺病，此时缺衣少食，梁思成为了给妻子治病，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当时梁家穷的吃不上饭，梁思成把自己心爱的手表、皮鞋甚至外国友人费正清夫妇赠送的一支派克笔都卖掉了，他的儿子梁从诫冬天只能穿一双草鞋上学，结果冻出了冻疮，久治不愈。即使生活困顿到了这般地步，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梁思成患有严重的颈椎病，经常疼得抬不起头来，他就用一个花瓶放在画板面前，拖住自己的下巴，用单位唯一的一盏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长时间画图，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手绘本。这让我想到了刚刚看过的电影《八佰》在民族危亡时，正是这些国之脊梁前仆后继，传承着永不放弃的国之精神。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但大师的灵魂并不会随着历史的车轮渐行渐远，反而当我们细细品味时遗留下来的文化基因会历久弥新，不断生长。
